邵道生

　　据统计，时下在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的人有“情妇”，行为腐败的领导干部中有60%以上的人“包二奶”。贪官的色情腐败已经疯狂到了令人发指程度，大有从“地下”转向“地上”，变“私费”为“公费”且“成群结伙”趋势。

　　谁都不会否认“色贿”在腐败中的作用和地位，谁都承认听任“色贿”发展后果的严重性，谁也不会公开提出不要治理“色贿”现象。

　　问题是怎样治理？无非是两种：道德的、法律的。只靠“道德教化”？恐怕连最高明的道德学家也会显得“底气不足”。怎么办？只能求救于法律，然而，社会中却有一批人提出法律也无计可施，只能采取“见死不救”的态度。

　　“理由”之一：“色贿”有“个人隐私”之嫌，“法制国家对性的问题不应该干预太多”。荒唐！一个人一旦握有了“公权力”，那么，“寻花问柳”就不能仅是一件“个人隐私”的事情。

　　“理由”之二：男女关系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不能上升到法律层面。然而，行贿者在送金钱、房子、汽车和女人时并不区分道德和法律的性质问题，其目的相同、结果一致，这就是侵蚀公务人员的廉洁性和社会的公权。

　　“理由”之三：“‘性贿赂’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有困难。”这也许是一种借口，然则，用权力换取金钱者可以定罪，用权力换取女人从而博取欢心者又如何不能定罪呢？愿立法者深思之。

　　“理由”之四：“传统文化”没有“性贿赂”之说，如此定罪，国人难以接受。这一条似乎挺吓人，然而，近日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专项调查显示：84.7%的公众认为应该增加“性贿赂罪”，仅有6.2%的人认为不应该增加，9.1%的公众回答不清楚。这又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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