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救出烈士是我一生的遗憾！”日前，77岁的刘康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依然痛心不已。53年前，刘康是沙磁区地下党工作组组长，解放前夕，他以重庆大学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

　　屠杀前魔窟传出求救信

　　1949年11月21日，重大医学院党员况淑华悄悄交给刘康一封信，没有信封，内容节选如下：

　　十月二十八日歌乐山难友枪决十人后，十一月十四日又秘密于白宫附近电刑房内烧死五十人(解放后查明是在电台岚垭枪决、人数是30人)，竹姐(江竹筠)亦在其中，我们无限悲痛，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十七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

　　其次，提供我们的意见作营救我们的参考：公开争取切实保障政治(犯)安全；秘密谈判方式以保障张群及徐远举将来优厚待遇……此外，希望派人到禁区工作，我们侧边有一炭厂，是私人经营，同时我们尽量争取监视我们的友军，在局势混乱内部时机成熟时，盼外面朋友亦设法布置强救我们……

　　信是被捕在押的重庆地下市委妇委会书记胡其芬写的。信由蓝先生(本名黄茂才，渣滓洞少尉看守，被江姐等“争取”过来的进步人士)带出。刘康立即将此信复写三份，一份转交给川东地下党负责人，要求尽快派人商量营救方案。

　　大营救在筹备中流产

　　为营救战友，刘康和杨子明(川康特委重庆城区特支宣传委员和青年委员)日夜奔走，他们的营救方案为：加强上层统战工作，拖延屠杀时间；武装抢救(即劫狱)。

　　11月23日，原川东和重庆地下党派人前来与刘康商量对策。决定由原川东地下党和重庆的同志加强上层统战策反工作，刘康负责武装营救。到11月26日，武装营救人员基本动员好了，主要来自弹子石的中央警察学校学生中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另外，驻守白市驿守机场的国民党连长王正修(共产党员)和江北十区区长陈秉国(已决定起义)，同意借枪出来；周凯(共产党员)本是川南军阀牟瀛洲手下的一个连长，行伍出身，愿意指挥。

　　11月27日下午，刘康、杨子明等开会研究各方面情况，还有一些事情未落实好，营救方案不能马上实施。“但是，敌人就在当晚开始了大屠杀。那天下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突然发现歌乐山红了半边天，遭了！完了！”

　　营救留下四遗憾

　　武装营救为何流产？半个世纪来，说法众多，有媒体报道说是“万事俱备，只欠带路人”。刘康说，这种说法不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遗憾一：没留下黄茂才，智取落空。况淑华接到信后，应立即把信看完，留住黄茂才，托他带人到中美合作所，可能智取。

　　遗憾二：时间太紧，准备仓促。刘老说，当时国民党的特务密布，要在短短六天内组织一支成熟的武装力量，太紧了。别看只组织20多人，但在当时的重庆，必须一个一个分散做思想工作，难度很大。同时，枪支等武器不能提前集中，必须人枪分离，接着小范围集中，最后才是劫狱前大集中，这都需要足够的时间。这是营救流产的主要原因。

　　遗憾三：重视不够，抱有幻想。特别是没有从最坏的情况去早作武力解决问题的准备，对国民党的残忍估计不足，抱有可能释放政治犯的幻想。

　　遗憾四：线人擦肩而过，无人带路进山。刘康说，国民党二十四兵工厂厂长熟悉地形，是带路人首选。他11月25日亲自去找厂长，路上碰上了，但当时不方便说话。只有决定27日晚再去造访，但“11·27”大屠杀很快发生了。

　　刘老说：“53年了，这些遗憾，一直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我总在想，如能营救出那些战友，该多好啊。”本报记者朱强章/文牟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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