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泰国推行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运动，10年间成功预防200多万人感染艾滋，每年预防性病20多万例。

　　基于国际经验以及中国逐渐变得严酷的艾滋病蔓延现实，中国于2000年选择武汉黄陂、江苏靖江作为首批试点，启动了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项目

　　“这个项目太敏感。”魏善波在办公室坐立不安、字斟句酌。

　　魏善波是武汉市卫生局疾病控制处处长，也是该市黄陂区“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项目的负责人。

　　这个项目涉及到三个关键词：娱乐场所，安全套，艾滋病。按照魏处长的说法，“只一个词就已经很敏感了，三个词加在一起就像炸弹。”

　　这个像“炸弹”一样敏感的项目，已经在黄陂悄悄地进行了两年。

　　中国最早的试点

　　从武汉市出发，到黄陂区某镇一共是69公里，这个小镇据说是试点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11月22日，我们包乘的出租车深夜10时才抵达。

　　小镇有条500多米的长街，记者粗略统计，街上大约有发廊15家、餐馆5家、粮油店4家，还有几家百货店和旅馆。我们的车抵达小镇时，冷风嗖嗖，居民都已安睡，只有长街末尾处一溜的发廊透出灯光。

　　我们住下后，直接来到斜对面一家发廊，15平方米的店堂，左边是一块玻璃镜和理发的工具，右边的墙上，一幅写着“世界卫生组织敬告：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是目前预防性病、艾滋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的招贴画甚为醒目。

　　老板娘爽朗地给我们递烟，但很警惕地说：“洗头可以，没什么别的服务。”

　　周旋了一阵之后，老板娘说：“有人怀疑你们是记者，打了个招呼。”

　　我们提起墙上的招贴画。老板娘说：“帮政府在做试验呢，前些天蒙古国的人还来考察过。”

　　但对这个话题，她不愿多谈，只告诉我们：“开过几次会推广这事”，“这是件好事，帮人防病嘛”。

　　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黄陂区共有公共娱乐场所160多家，其中少数场所存在地下性交易。

　　“当初选择武汉黄陂作试点，并不是因为这里有什么特殊，黄陂卖淫嫖娼的现象并不严重，武汉也不是艾滋病的高发地带，”陈仲丹告诉记者，“武汉市从1988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到现在一共才117例，黄陂只发现1例。”

　　陈仲丹是武汉市100%使用安全套项目办公室的执行主任。“泰国和柬埔寨的试验已经成功，我们希望能在中国推广这一项目。”

　　魏善波则告诉记者，“武汉的防艾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世界卫生组织准备在中国选点，我们较早就从部里知道了消息，表现比较积极。”

　　还有一个因素应该是经费。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试点，两年一共可获得约10万美元的资助。

　　据透露，这个试点原本想选在城区，但世卫组织专家认为不妥：城区流动性大，如果小姐要求使用安全套，而客人不喜欢，他可以马上到另一城区，这样，小姐会遭受经济损失，从而不再坚持使用。

　　武汉市卫生局同样认为不妥，魏善波说，在当时氛围下，选择城区也太过敏感。黄陂等两个郊区随后进入视野。

　　“那时还不知道项目的具体名称，”黄陂区卫生局副局长张水清告诉记者，“只知道是个艾滋病防治项目，我们想争取过来，提高本地医疗和防治水平。”

　　大约在2000年6月，张水清获悉项目将在娱乐场所推广使用安全套，他心里有点打鼓，“怕不好搞，会不会有负面影响？”

　　黄陂区有关负责人坦诚地告诉记者，当时确实有一定的压力，主要是怕外界误认为当地性病、艾滋病多，影响投资环境。

　　2000年11月，世卫组织和国家卫生部正式确定黄陂为全国第一批试点，同时启动的还有江苏靖江，这两个试点将对“高危人群实施行为干预”，通过让这些人群使用安全套，来降低艾滋病和性病的传播率。试点的经验将作为今后推广的决策依据。

　　安全套与性交易的关系

　　开始已经颇不容易，随后实施的争议之大更是可想而知。

　　“从安全套，马上想到性，从性，很多人马上想到性乱。”魏善波说。

　　而在娱乐场所推广100%使用安全套，无疑更具争议。黄陂街头一位市民很严肃地问记者：“卫生部门去推销安全套，那不等于承认卖淫嫖娼？”

　　一位正在“斗地主”(武汉流行的一种扑克牌玩法)的张姓市民说，“我知道，就是黄陂开设红灯区。”他的话引来了围观者一阵怪笑。

　　黄陂区公安分局当初也有类似的顾虑，魏善波因此一直感谢有一个好的比喻，他用这个比喻消除了很多人对项目的误解。

　　“就像开车系安全带，并不是鼓励肇事，同样，推广使用安全套，并不是鼓励卖淫嫖娼。”

　　2001年，魏善波就是用这个比喻，和武汉市公安局治安处、黄陂区公安分局进行了多次沟通。

　　“这个比喻讲的是公安交管的事，跟他们有接近性。”魏善波认为比喻因此起了作用。

　　黄陂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丁志坚后来是这样理解的，“不应该将安全套与性交易划等号，安全套只是证据之一，而且应当满足在特定人群、特定场所和特定行为等诸多条件。”

　　这个沟通当时十分重要，魏善波说，“如果没有公安部门支持，项目就没法开展。”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当时卫生局的小心翼翼：为了降低敏感度，市卫生局在与公安局沟通时，尽管内容和盘托出，但统一使用的是“艾滋病武汉防治项目”这种说法，以避免提及安全套。

　　一直到2001年6月份，双方了解已经非常充分，项目的正式名称才公布。

　　绝不是设立“红灯区”

　　2001年4月9日的一次会议，被项目组视为具有历史意义。

　　在黄陂木兰湖的一个宾馆中，市公安局副局长、黄陂区副区长等十几位官员，和黄陂区部分娱乐场所的老板进行了两天的座谈。

　　“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一位当年参加会议的老板告诉记者，“公安和我们坐在一起，讨论如何预防艾滋病和性病。”

　　在会议上，尖锐的问题也不断冒出来：

　　一位老板问：这是不是设红灯区？是不是“放开了”？

　　公安部门的负责人当场告诉他：“绝不是这回事，该打击照样打击。”

　　魏善波告诉记者，根据武汉市1995年颁布的《性病防治条例》，蓄意传播性病艾滋病，同样是一种犯罪行为，“这正是公安、卫生两个部门的工作结合点。”“卖淫嫖娼是一个事实存在，在公安部门打击的前提下，卫生部门再加上一把‘锁’，以防止性病和艾滋病的蔓延，这是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老板们认为这一点“可以理解”，但他们的担忧是：“我们配合做试验，岂不等于把卖淫嫖娼的证据交到你们手里？”

　　项目办公室执行主任陈仲丹解答了这个问题，“数据只供科研使用。”

　　黄陂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长丁志坚告诉记者，“我们当时有明确的法律界线、工作规范和指导思想，在卫生部门试点的同时，我们也加大了打击卖淫嫖娼的力度。”

　　丁队长透露，2年来共组织了4次大的打击行动，收教5人，治安处罚23人。

　　记者在黄陂某镇采访时，一位文姓的中巴车主向记者证实：“小姐是少多了，去年和今年打击都很厉害。”

　　一年才取得信任

　　按世卫组织的解释，“100%项目”包含3个方面：100%的场所，100%的使用，全过程都用。

　　“但这只是一个提法，”陈仲丹告诉记者，“事实上达到一定比例就可起到防范作用。”

　　黄陂成为试点后，项目组于2001年7月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筛查，3个月时间走访了260多个服务人员。“调查的情况不容乐观”，陈仲丹说，安全套的使用率为60%，而查出的性病感染率是：非淋21%、梅毒6.9%、淋病2.9%。

　　也正是在这次摸底调查中，项目组的8位工作人员感到，要取得老板和娱乐场所工作者们的信任相当困难。

　　一位老板这样嘲笑上门的工作人员：你们这些国家干部，吃饱了撑的？

　　项目组不得不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请几位开明些的老板帮着做些工作，实在不行，就对个别不配合的老板敲敲“警钟”：当心我们采取强制措施，请公安出面。

　　陈仲丹说，先晓之以理，再动之以情，不行就只能“抖抖狠”了。

　　娱乐场所工作者们对这些工作人员同样抱着戒备的态度。

　　“和她们打交道首先要调整心态，”陈仲丹告诉记者，“她们很敏感，你不能有居高临下的感觉，要很细心，要会关心她们。”

　　陈仲丹认为这一关是最难的，“整整花了一年时间才建立了信任”。

　　在这一年中，项目组每周做一次访谈、3个月做一次检测，此外，还做了以下几件有意思的事：

　　项目组在娱乐场所共安装了7台自动售套机，原准备推广，后调查发现，人们一般不喜欢随身携带硬币，于是取消了计划，改为委托场所发售。

　　调查中发现，很多人喜欢在娱乐场所打牌，项目组于是设计了专门的扑克牌，宣传使用安全套和艾滋病预防知识，并在娱乐场所免费发放；项目组还请来专家，对调查人员进行技能培训，训练的重点就是如何与她们打交道。

　　“现在她们已经不回避我们了。”陈仲丹说。

　　随时可能夭折

　　2002年10月进行的最新一次检测，令陈仲丹十分欣喜：安全套的使用率达到88%。而访谈表明，使用安全套的意识已深入人心。

　　在安全套使用率上升的同时，性病感染率也大幅下降：非淋17.4%、梅毒1.2%、淋病0%，安全套的推广遏制了性病的传播，而艾滋病则一例也没有发现。

　　“我们的目标是90%的使用率，”陈仲丹告诉记者，“再往上就比较难了，因为小姐的流动性大，需要更大范围的推广才能达到。”

　　卫生部同样在关注着黄陂的进展。全国目前有4个城市在进行试点，湖北黄陂和江苏靖江是第一批，湖南澧县、海南儋州是第二批，卫生部一位高层人士评价：“其中黄陂的操作较为成功，效果较好。”

　　黄陂区政府副区长党蓁告诉记者，“蒙古、越南等国家先后来黄陂考察过。”而在此前不久，湖南、江苏、广西等省区也派人来学习黄陂的做法。

　　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广西柳州市又发来传真：将由一位副市长带队前往黄陂考察。

　　但即使获得诸多肯定，武汉市有关方面仍表现得非常低调。不管怎么样，这一项目的挑战性还是明显的。虽然谁都知道，卖淫嫖娼行为由于种种现实原因，难以一下子彻底禁绝，但是，这一项目还是容易被人误解为是默认甚至于公开承认了卖淫嫖娼行为存在的合法性，这就直接挑战了政府所宣扬的道德观。

　　魏善波感慨地说：“这2年来我们一直很害怕这个项目随时会夭折。”

　　陈仲丹则认为：试验越成功，越说明推广的必要性。他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曾经明确地谈了他的看法，“阻止艾滋病的快速传播是政府的重大责任，而政府能在多大程度正视吸毒、卖淫嫖娼等这些行为的存在，并采取积极的干预和预防措施，将直接决定艾滋病传播的速度和广度。”

　　陈仲丹希望他的这一观点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同，虽然这似乎太难了。□本报记者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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