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说：社会进步的尺度以北大教授为参照系？

　　士衣

　　笔者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讲，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的标志就是看北大的教授有没有汽车别墅，如果中国到了20世纪末还没有实现这一目标，那就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失败。说实话，虽然我也是名牌大学的教授与博导，但并不赞同这样的话。

　　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现代化，是以建立在科学与民主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之上的人格取向。其最主要的标志便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正与公平，以及对于人类社会最深挚的同情与关怀，这就决定了它是以全人类与全民族的幸福与发展作为自己价值的核心，而不是以小己作为人生价值的取向。这种精神人格与人生追求，它有别于浅陋的物质至上主义与功利主义，更不能回到传统的封建社会以“人上人”自居的骄矜心理中去。否则就会与普通百姓的要求相去甚远。如果我们今天还以这种陈旧的人生观作为建构中国社会进步的尺度，毫无疑问会使我们当下的奋斗失去正确的导向。

　　可以设想，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其研究视野仅止于少数人的致富，仅仅以自己的当下获利作为评判社会进步的尺度，这会使他的心态变得何等狭隘。出于这种心态，他的研究也肯定不会产生大手笔，产生公正而令人信服的结论。人们大概也不会相信这样的成果能够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吧。事实上，当今我们的一些经济学者的言说，早已成为某些方面的“代言人”，言说者业已提前进入小康，已是尽人皆知之事。作为知识阶层个别人的人生选择，好比前些年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倘若将此作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参照系，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这正是笔者要大加纠谬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社会进步的关键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指标，而更主要的是人文精神导向的正确与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标准与尺度，是以少数人作为参照系，还是以惠及广大普通民众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这种尺度不仅是经济的尺度，更主要是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尺度。它昭示着我们的社会已经走出了古老中国的封建阴影，而以现代国际社会公认的文明尺度来展现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社会良知与精英象征的知识分子，理所应当地要心忧天下，寄意民情，而不应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力，将某种狭隘的标准贴上社会进步的标签。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入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可以发现，许多优秀人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的人格精神与道德修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来源，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就盛赞过这些人士的人格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博施济众、与民同乐的优良传统，这是我们今天确立人文精神，建设经济伦理的文化遗产。瞻往思今，今天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提升与人格建构，看来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古人有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语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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