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贵州艾滋病毒携带者小琴及其男友小明的婚事，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新闻。许多人对此表示了热烈的赞同，并认为这是社会宽容与进步的体现。

　　但是，绝大多数媒体仅围绕着“法律和医学是否允许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毒携带者结婚”，以及允许他们结婚是否是社会宽容和进步的体现等问题来做文章，而对于当事人婚后如何治病、钱从哪里来、如何生活、如何与家人、与社区周围的人们和谐相处，如何防范传染等等诸多对当事人非常重要的问题，却几乎没有人提及。

　　而艾滋病毒携带者的结婚是否牵涉到私权与私权的冲突、私权与公权的冲突等深层次问题，基本上更是无人过问。

　　据称，对于艾滋病毒携带者的结婚、生育问题，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但是医学专家说，艾滋病毒的母婴传播率高达15％－40％，目前的医学手段尚不能百分之百地避免母婴传播。那么，这样的冒险是否有必要予以制止？这是不是对未来孩子的一种不负责任？明知有风险，偏向虎山行，是否也是对未来孩子健康权的一种侵犯？从理智上说，我也不太赞同艾滋病毒携带者和健康人结婚，这里也牵涉到健康人和病毒携带者的私权冲突。

　　艾滋病毒携带者的结婚、生育自由是私权，健康人的健康权也是私权，两者是完全平等的。但是，既然法无明文禁止，作为成年人，他就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和能力。这样的权利和能力包含了对未来各种风险的责任担当，人们没有理由阻止。

　　可是话又说回来，这样一种自由选择的权利，应该包含当事人对自己未来责任承担的充分能力。比如说，万一健康者也因此感染了病毒，那么，原来只要治疗一个人的，现在就需要治疗两个人了，高昂的经济负担是自然而然要加倍的，还不说带给家人、朋友的心理负担了。如果到时候他们没有相应的经济能力，这种经济责任自然又要转嫁给其家人、朋友和社会。这里就多多少少牵涉到私权和“公权”的冲突了。

　　当然，除非私权对公权有直接的、现实的、迫在的威胁，否则，我们应当毫无疑问地将公权让位于私权。但作为当事人，是否也有必要考虑自己的选择可能对社会造成的潜在威胁呢？

　　因此，艾滋病毒携带者的结婚自由即使不为法律所禁止，也应该有某种自觉的道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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