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

　　备受媒体关注的贵州“艾滋女”日前终获结婚证书，并将于近日前往北京完婚。但据11月24日《江南时报》消息，江苏民政部门明确表示，该省目前暂时不会向这些有结婚愿望的艾滋病患者开绿灯，并且到目前为止，江苏省民政部门也没有收到过一例艾滋病患者提出的结婚申请。另外据11月21日中新社消息，广东卫生行政部门也曾就此表态，称广东省从来就没有禁止艾滋病人结婚。

　　在艾滋病患者到底能否结婚的问题上，贵州、广东的态度与江苏的态度截然相反，这是个颇有意思的局面。依照评论者的说法，给有结婚愿望的艾滋病患者开绿灯，乃是珍视生命的重要举措，是对个体生命尊严应有的尊重和维护。那么据此说法，江苏的做法就一定不是对生命的珍视以及对尊严的维护了吗？怕也说不过去。

　　大家都注意到了，黔粤二省允许艾滋病人在某种条件下成婚的理论依据，来自《婚姻法》之规定，以及由卫生部下发的《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管理意见的通知》。其中《婚姻法》规定，只有“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才不能结婚，所以“不属此列的病人结婚，民政部门不限制”。而在卫生部下发的《通知》中则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如申请结婚，双方都应接受医学咨询”。然而有趣的是，江苏省明确表示不可能为艾滋病患者开绿灯的理由，也是源于上述相关法规。“江苏省民政厅社会福利事务处负责人称，根据婚姻法的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是不允许结婚的；但这并不表示不在‘禁婚’之列的艾滋病患者就允许结婚。”

　　法律法规是一样的，为何在实施中却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结果？如果是地方性的优惠政策，那么有所区别，或可接受，但艾滋病人可否结婚事涉公民权利，岂可莫衷一是？法律只有一部，其赋予公民的权利，在可与否上面，应该是惟一的，那么在这方面，地方法规的界定也必然是统一的，而不应当像现在这样相互矛盾、相互冲突。

　　对于艾滋病人到底能否结婚，我不想置喙，毕竟我不是法律专家。而我也确信各地不论如何办理，开红灯或绿灯，都有他们的理由，都无疑是慎重的。我只想说出我的困惑。事实上，这种困惑也不仅仅出在艾滋病患者可否结婚一事上。不久前吉林省立法，承认独身女子也有生育的权利，消息甫一传出，各地的反应也与吉林大相径庭，陕西、湖南、四川、天津、北京、河南、广东等地计生部门均表示不会出台相关法规。同样事关公民权利，吉林的立法不能不说有足够的法律依据，但显然也不能说其他各地断然说“不”就毫无道理。还是那句话：为什么会这样？而怀有这样一些困惑的，想来不止我一人吧。

　　各地对法规的不同解读，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截然不同的规定，未必不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在国民待遇方面面临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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