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不足：应对艾滋病的致命伤

　　性传播仍是感染重要途径政府政策缺位加剧预防难度

　　本报记者段宇宏发自北京

　　编者按：艾滋病在中国的蔓延已到了危机的时刻。随着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来临，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威胁或公共利益的考虑，艾滋病患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结婚一事中可见一斑。在这一富有意味的爱情故事受到追捧的同时，各方的利益考虑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更关注艾滋病患者生存的窘境和政府的作为。作为公共政策的议题，治理艾滋病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从艾滋病患者被隐瞒或四处出击寻求出路的生存策略，凸现政府解决公共问题的力度和手段尚待加强。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那个套子叫做‘快乐套’、‘爱情套’呢？

　　因为相爱，所以要互相负责，所以要预防艾滋病；因为要追求快乐，所以要戴套，因为得了艾滋病就没法快乐……所以我建议，还是采用台湾的称法——‘保险套’较为合适。”11月23日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模拟庭举行的“艾滋病模拟立法听证会”上，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对安全套使用情况的风趣介绍引来阵阵掌声和笑声，为严肃的听证会增添了几分活泼气氛。

　　性传播仍是主要途径

　　潘绥铭说，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表明了他们对于艾滋病风险的认识：与配偶或者长期同居的人过性生活是最安全的；与长期的其他性伴侣则不安全一些；与短期的其他性伴侣会更不安全，而与性服务小姐的临时性交则是最不安全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在艾滋病风险越大的性交中，就越多地使用安全套，而且最近以来(1999年5月-2000年5月)更多地

　　使用，所以艾滋病通过性传播的可能性已经被再度缩小了。他认为，正是这个因素，而不是扫黄才使得2000年性病报告率下降了。

　　预计到2010年，吸毒感染者所占比例虽然仍居第一。而性工作者、嫖客和同性恋感染者所占比例

　　会大幅度增加，其总和超过吸毒感染者。不难发现，前几种的HIV感染都与性接触有关，何况吸毒感染者也会有同性或异性性伴侣，通过性途径传播艾滋同样不可避免。大力提倡推广安全套使用的吴尊友(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室主任)也在他的听证会证言中指出，从全球来看，艾滋病主要是经性途径传播，推广使用安全套是全球实践广泛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

　　四个城市试点100%安全套

　　近来还有一件引人瞩目并热烈讨论的事：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卫生部正在中国四个城市试点“100%使用安全套”项目———江

　　苏靖江、湖北黄陂(2001年启动)，湖南澧县、海南儋州(今年启动)，如果成效不错将会大面积推广。

　　潘绥铭接着表示，如果这种良性状态都够继续下去，例如在性产业中实行“100%使用安全套”的管理，那么艾滋病通过性传播就会不再是大问题。

　　吴尊友指出，在无法根本解决卖淫嫖娼的情况下，只要其存在，就有艾滋病性病传播流行的基

　　础。因此，有必要采取针对性措施。

　　他认为，推广安全套使用不仅是保护那些从事高危行为的人，更重要的是保护最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

　　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的措施在中国倍受争议。很多人质疑，这样做是不是承认卖淫嫖娼合法化？

　　吴尊友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交通规则中规定‘开车佩带安全带’，是因为当车祸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减少车祸造成的死亡和伤残，但佩带安全带并不等于鼓励出车祸，也不等于鼓励开快车和违规开车。泰国和柬埔寨的实践明，推广安全套使用，控制了性病艾滋病的流行，没有造成社会混乱。在武汉等地所推行的‘100%使用安全套’项目的试点工作也同样取得了良好效果。”

　　另一位专家——中国性协会副理事长朱琪的看法与潘、吴二人

　　可说是针锋相对。他认为艾滋病通过性传播流行的形势严峻，但究其根源是卖淫嫖娼和性自由。

　　听证会上还请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两位性工作者发言，来自内

　　地的小舒(化名)说，“妈咪不管戴套的事，对于我们来说，很乐意用套，可以避孕还能防病，而用不用的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一般给处女‘开苞’不戴套，熟客或者二奶与包她的人之间也很少戴套。”

　　政府部门不愿投入预防

　　11月27日的第四届性病、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研讨会暨艾滋病宣传调研活动汇报会上，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中心、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等机构公布了联合完成的《艾滋病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承认，虽然中国艾滋病流行目前仍处于聚集流行阶段，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艾滋病病毒已扩散到高危人群以外，逐步逼近普通人群，中国已进入艾滋病病毒广泛流行的边缘，艾滋病离每一个人都不遥远。

　　研究人员根据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可能的干预力度，设

　　计了三种艾滋病流行预测方案：

　　最悲观的高方案(维持现状)：保持目前的增长趋势，2010年感染人数达1200万人。

　　最乐观的低方案(早采取行动)：2004年时现患率开始减慢增长，2010年感染人数为220万。

　　中方案(晚采取行动)：2007年现患率才开始减慢增长，2010年感染人数为500万。

　　中国的政府官员对艾滋病知识的掌握及政府部门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同样令人忧心忡忡。艾滋病在中国流行10年来，针对高危人群有效的干预措施没有在全国展开。各地对艾滋病预防仅

　　停留在大众宣传上，城市解决了知晓问题，而农村的宣传尚为空白。

　　宣传中也存在大量问题，很多地方不结合本地艾滋病流行情况开展宣传，大众不知道本地真实流行情况，不可能认真对待艾滋的宣传教育活动。2001年底对政府官员进行调查，只有34%的政府官员正确掌握预防艾滋病知识；政府官员掌握艾滋病知识的正确率仅为40.9%。

　　其次，除了卫生部门在抓艾滋病预防工作，其它相关部门了解甚少也不关心，不愿向艾滋病预防投入人力、物力、财力。

　　政府拨款严重不足

　　一个从事艾滋病宣传防治工作的NGO(爱知行)感叹道：“最多的国家资源往往被用于建高楼大厦和浩大工程，但给患者诊疗方面投入少之又少。美国提供给中国疾病控制中心1500万美元，相当于过去我国政府一年给予艾滋病领域的总投入。”

　　到1992年底，中国各级政府和国际组织用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累计花费为3000万人民币，1993-1998年卫生部投入的艾滋病防治经费为5490万元。而1993年-2001年，国际组织援助的艾滋病控制经费却近6200万元。直到国务院制订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年-2005年)》，艾滋病防治工作才有了每年1亿元的中央拨款的专项经费。

　　可是，要达到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的干预(干预人群至少要达到目标人群的60%)，至少需要总共7.2亿～14.4亿。由此可见，五年间中央所拨的5亿元还是不能满足艾滋病预防需要。

　　研究人员在《报告》中说：“国外教训证明：如果流行的早期不在宣教和干预上加大投入，舍不得这笔钱，到流行的中期就不得不拿出十倍甚至更多的资金用于病人治疗；而到流行晚期，艾滋病病人的治疗将要耗尽几乎所有的卫生资源，甚至导致整个卫生服务系统崩溃。若等到像非洲一些国家在孕妇产前检查HIV抗体阳性检出率达20%时，投入经费再多也很难控制……”

　　目前，针对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国现行的政策、法规不但滞后，而且与防治工作中的一些敏感控制措施存在着矛盾。中国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关于艾滋病防治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但拟议中的《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条例》

　　至今尚未通过。11月23日清华大学举办的“艾滋病防治模拟立法听证会”上，人大代表，政府管员、医学和法学专家、民间组织人士聚集一堂。很多人认为，一些现行法律中与中央政府确立的政策或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抵触的规定仍未能得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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