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投毒事件之后重返汤山 伤痛是否已被淡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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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2年12月03日19:18 外滩画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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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汤山中毒事件发生后，有人曾如此说：如果一个最普通的生命不能体现出其足够的重量，就永远会被忽视，于是一场又一场关于无辜者的悲剧就只能重演。 新闻背景 32岁的南京浦口区乌江镇商业村人陈正平，在汤山镇经营“菊红”面食店期间，为琐 11月5日，距离9月14日——汤山特大投毒案发生的日子——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在南京市区，早起的人们依旧吃着烧饼，喝着豆浆，记者已经看不出投毒案留下的痕迹。除了一些不引人注意的细节——市中心一间网吧里免费供应的茶水，已不再放在公共区域任人自由取用，而是由服务生端送给客人——这一变化，是在汤山投毒案之后才出现的。 那么汤山呢？远在40公里之外的汤山？失去了42条生命的汤山是否已经淡忘了曾经有过的伤痛？那些逝去的灵魂，是否已经得到安息？ 11月5日，记者重返汤山。 11月5日18:30 汤山一家小饭馆 汤山镇位于南京市东约40公里处，以温泉而闻名。 从南京坐上到句容的长途汽车，走走停停一个半小时，终于到了汤山镇。 天已经黑透，路上没有路灯，也少有行人，整个汤山早早地沉浸在一片静谧的夜色中。距离被投毒的烧饼铺不到500米有一家小饭馆，一位年轻的伙计安静地坐在门口，目光直直地盯着漆黑的空空荡荡的马路。 这是家小店，只有三个人。老板管烧菜，老板娘管择菜和收账，小伙计既烧菜也做些杂务。 老板说，过去这里的生意好得很，因为正对着南京市地税局干部培训中心，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做两千多。“可是现在不行了，自从出了事之后，人家都不敢出来吃饭了。现在一天只能做几百块钱，能糊口就不错了。” 据说刚刚出事那会儿，从汤山镇到麒麟镇10公里的沿线上，大多数饭店都关了大半个月的门。小店老板说，那时他在门口拉客人吃饭，客人吓得连连摆手：“不能吃，不能吃，汤山的东西有毒。” 晚上的1个多小时里，记者成了小店惟一的客人。 从小店出来已是晚上8点，汤山镇上的许多饭店还亮着黯淡的灯，一扇扇门像饥饿的嘴巴冲着街道张着，大多数的店里都没有客人，冷冷清清的只剩下桌子和椅子。 11月6日9：30 汤山农贸市场 被投毒的陈正武的烧饼铺在汤山农贸市场对面的一条小巷子里。 巷子长不过百米，一面是用三轮车、板车临时搭起来的小摊，卖的是便宜的鞋袜、自制的竹器和没有牌子的收音机、随身听，另一面是一间间的门面房，有卖粮食的，也有卖种子的。 陈正武的烧饼铺就位于巷子的中间，紧靠着一家卖种子的门面房。整个烧饼铺已经在案发后被拆得干干净净，连房顶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一面山墙，和墙上几个被划得斑驳陆离的字迹，依稀可以辨认出是“正武饮食店”几个字。 一个卖毛线的摊子占据了这块地盘，年轻的老板斜躺在椅子上，悠闲地晒着太阳。 记者在巷子口拍了几张照片，但很快一位市容执法就赶了过来。一番解释之后，市容执法人员说，这里刚刚出过事，要拍照最好先和他打个招呼，否则以后出了问题领导问起来不好交代。 据南京当地媒体的记者透露，案件发生后一个星期之内，在汤山摄影或摄像的记者一旦被发现，全部底片或胶片都被当地有关部门销毁。 11月6日11：30 作厂中学门前 作厂中学只有初中部，因为教学质量比较高，连不少南京复读的学生都到这里来上学。初三有11个班，每个班上大约40人。外地的学生大多住在学校后面的学生宿舍。 作厂中学在被投毒烧饼铺的东面大约500米处。事发当天因为是周末，只有初三的学生需要早晨上课，所以中毒的大多是初三学生。初一、初二的学生基本是在家里吃到了毒烧饼。 这是上午最后一节课的时间，大约两个班的学生正在上体育课。学生在教学楼前的操场上欢快地跑来跑去。阳光下，看不出这里曾经发生过不幸的事情。刚踏入校门，记者就被门卫一把拦住，厉声斥问。当记者表明身份后，门卫当即表示：记者不准进学校！ 记者询问这是什么时候制定的规定，门卫室旁站着的一位年轻教师模样的男子说，这是“指挥部”的规定，学校不接受任何采访，有任何问题去找“指挥部”。 门卫室的墙上挂着一块崭新的牌子：汤山镇派出所作厂中学警务室。一位从汤山中学毕业的当地村民说，牌子是在投毒案发生之后挂上去的，外人以前可以自由出入校门，没人管。而现在据说连老师都不准随便跑出校门。 大约十分钟后，放学铃声响了。当地的学生纷纷踊出校门，回家吃饭。 记者试图向一个初三女生了解情况。但她始终低着头，盯着路面，一个劲往前走，什么也不说。记者一再追问，她便以“今天头痛”为理由，匆匆跑开了。而一个初一的男生被问起“是否有同学吃过烧饼中毒”时，记者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一个也没有。”在记者向他保证不会把他说的话透露给老师后，小男孩终于说出了真话：“是老师叫我们这么说的，有人问起就说没有人中毒，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初一男生还告诉记者，中毒事件发生后，每天中午学校都安排三十几个吃过毒烧饼并被抢救过来的学生在一块用餐，吃的伙食每天不同，有黄鳝、甲鱼、乌鱼。吃饭的时候总有两名医生陪着，以便出了问题时可以随时救护。 11月6日12：30 言家 言明生10岁的儿子言文斌和5岁的侄子，那天早上从贩烧饼的老太婆手上买了一个烧饼和一个麻团，言明生的儿子一个烧饼没吃完就倒了，这一倒就再也没救过来，小侄子吃的是麻团，没有任何问题。平时两个小孩子吃东西都是你吃我一口，我吃你一口，偏偏那天是各吃各的，小侄子才得以保命，给这个家庭留下了一点生机和希望。 言家四世同堂，言明生一家三口和言明生的奶奶、父亲以及弟弟、弟媳妇住在一套八个房间的大房子里。这幢房子还是1987年言明生的爷爷在世的时候造的，现在已经有些旧了。言明生原本准备今年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但现在孩子没有了，言明生也没有了心情，“随它去吧”！ 言文斌是1994年元月份生的，按照当地的习俗都是提前一年过虚岁的十岁生日。他曾要求早点过自己的十岁生日，可言明生没同意。提起这件事，言明生感到很懊悔：“孩子连个十岁的生日都没过就去了。” 言明生给江宁区第六运输队开车。儿子出事后一个多月，家里也不敢让他上班，怕是开车途中再出事；言明生的妻子跟着亲戚做鞋子，这天正好不在家。家里人说她性格内向，有事就放在心里，孩子出事之后她也没有大哭大闹，就是躲在房里独自伤心。言明生感到烦恼的是，这一段时间，妻子“天天喊头痛”。 言家的经济条件在当地算是中等偏上。出了事后，汤山镇里给了4万元抚恤金，学校给了1万块。 “我宁愿倒出5万块，如果小孩子能回来。”言明生说，“可这个事怪谁呢？也不能怪政府，孩子在家门口出的事，我们也有责任。政府这么处理，我们也没有话好说。” 言明生的奶奶今年74岁，一提起这个曾孙子，老人家止不住地掉眼泪，“10岁的小孩子，什么事情都能自己做，上学也是自己去，还刚刚被班里评上劳动委员。”她怎么也不相信一块每天都吃的巴巴(烧饼)就能夺去自己曾孙子的生命，而且那天她还是亲眼看着两个孩子去买的烧饼。 孩子的爷爷原本就半身不遂，受了这个打击之后，身体越来越差。 言明生说，以前儿子和他们夫妻俩睡一个卧室，卧室里有一张他自己的小床。有的时候言明生开车回来晚了，儿子就和他母亲睡。现在小床被搬出去了，房间里空出了一大块地方，也没有放什么东西。 房间里写字台的抽屉也空空荡荡的。以前这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的都是言文斌的课本、作业还有字典，现在“全部都让孩子带走了”(烧掉了)，同时“带走”的还有属于儿子的衣服、玩具和一台刚买了不到两个礼拜的随身听，“是他的全部都给他带走了”。 孩子一走，家里冷清多了。“从前开车不管多辛苦，回到家里一听到孩子叫声‘老爸’就不觉得累了。”言明生低着头狠狠地吸上一口烟，“就是到现在我还经常不能相信孩子没有了，在家里好像到处都有自己的孩子。” 5岁的小侄子现在成了家里惟一的孩子，也是这个家庭欢乐和希望的源泉。这样的年龄还无法承载过多悲伤的记忆，小家伙一会跑到院子里，在晾晒着的金黄的稻谷上打个滚，一会爬到伯伯的身上撒娇。言明生丢掉手中的烟头，抱起小侄子，低下头在他的脸颊上轻轻地亲了一下。言明生说，他打算这两年再要一个孩子，毕竟他才32岁，“孩子已经去了，可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11月6日14：30 陈长庚家 整个上午，陈长庚的女人一直在医院挂水，这是当初抢救留下的后遗症。面对记者，陈长庚夫妻俩很客气也有点害怕，怕“大队干部知道以后找他们办事不搭理了”。所以记者答应他们在报道中只用化名。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陈长庚”就是个化名。 陈一家三口。儿子在作厂中学上初三，成绩一直不错；妻子在当地一所军校里打扫卫生，一个月有几百块钱收入；他自己在工地做瓦工，干一天三十块钱，但不是每天都有活干。 9月14日早上，家里没做早饭，陈长庚的儿子骑自行车到镇上的烧饼铺买了块烧饼当早点。烧饼没吃完，儿子就推车出门。陈长庚的妻子觉得可惜，吃了儿子剩下的烧饼。 刚吃完烧饼，陈长庚的妻子就看到儿子连人带车咣当一声倒在地上，一边抽搐一边呕吐。她连忙找了辆车把儿子送到了八三医院，车还没到医院自己就开始头昏，心里难受，随后便人事不知。 陈长庚当时正在南京东郊的孝陵卫干活，是亲戚给他打电话他才知道妻子和儿子出事了。他赶忙放下手上的活跑到医院。可是医院里的中毒的人太多，陈长庚根本找不到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他一间科室一间科室地去找，直到下午遇见妻子的姐姐，才找到妻子。这时他的脚都已经走肿了。 但儿子还是没找着，当天晚上，陈长庚在医院走廊的地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陈长庚得到消息，说儿子正在麻醉，准备动手术。可是还是不能见到。 不久妻子醒了过来，医生问她姓什么，她说姓赵。事实上，她姓张。 第三天，也就是9月16日下午，儿子终于转危为安。这是出事之后，陈长庚第一次看到儿子，在医院的重症病房。一见面，陈长庚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妻子和儿子的性命算是保住了，和许多失去亲人的家庭相比，这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妻子和儿子在医院的时候，家里亲戚来探望、照料，陈长庚招待亲戚的钱花了好几千块。很快，陈长庚一家就不得不面临现实的困难——抢救的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了，但抢救过来的人暂时没有得到任何生活补助。 妻子和儿子都留下了后遗症，每天都会有轻微的抽搐发生，从出事那天起陈长庚就没有再出去做过工，因为不放心妻子一个人在家。后来他又得每天陪着妻子去医院挂水。 妻子还经常感到头痛，稍微重点的力气活也做不了。那份清洁的工作自然也没法做了。家里一亩多口粮田的水稻也是请邻居帮着打的。 儿子的视力明显下降，现在坐在班上的第二排都看不见。家里只好花了300多块钱给他配了副眼镜。 当初抢救儿子时为了撬开紧闭的牙关，医生不得不敲掉了他两颗牙齿。现在如果要把这两颗牙补上，陈长庚问了一下，需要1300元。这笔钱对他们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 采访的时候，陈长庚在厨房的灶头上炖了一锅粥，里面煮着红豆、大米和花生。他说，是用来给妻子和儿子增加营养的，“妻子和儿子需要补补身体，但家里没钱买营养品。” 问及今后的打算，陈长庚只是摇头，叹气，抽烟。他说，他也不知该怎么办。“我出去做工，妻子一个人在家，万一出了点事怎么办？” 11月7日 11:30 东湖丽岛半岛温泉别墅工地 东湖丽岛位于汤山镇东面，其实是一块被水库半包围着的陆地，房产开发商把这称作半岛。9月14日最早中毒的就是这里工地上的民工。 我们来到工地上的时候刚好是午饭时间。 站在路口的一位民工自称是什么都不知道。在我们转身离开的时候，听到他在背后和旁边的人轻轻说：这种事情说出来惹麻烦，还是不说为妙。 在一间简易板搭成的民工宿舍里，我们遇到了三位正在吃午饭的民工。他们从今年4月就开始在这个工地上干活。 事发当天是周六，但工地上并没有休息日的概念。据民工们的回忆，最早吃到烧饼的是搅拌水泥砂浆的民工，因为他们经常要干通宵的，早上五六点钟干完活时也是点心铺出炉上市的时候。 民工们觉得工地食堂的伙食价格太贵，又不卫生，所以都喜欢在门口的路边吃点烧饼、豆浆。 很快就有大批民工中毒。一位民工说，因为中毒的人太多，工地上的车全都用上了还是不够，情急之下有人将病人放在铲车的车斗里，开着铲车直奔医院。 不久，所有的民工，不管有没有中毒的，全部被送到了南京市军区医院去做检查和化验。 回来之后，许多民工当天就离开工地，回了老家。工地最多的时候有三四百人，但事发后只剩下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人不得不留下来的的原因，大多是手上的活儿没法放下。 我们听说，一位民工是家里独子，汤山中毒事件发生，当天他的老父亲就亲自赶来把儿子接了回去。父子俩走得非常匆忙，丢下被褥、枕头等物留在宿舍里，至今也没有回来取过。 很多离开工地的工人就再也没有回来。但也有人继续留了下来，他们不愿放弃这里每天三十元左右的工资。 吃饭、干活、休息，与以往相比，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惟一的变化是，方便面成了这里最受欢迎的早餐，附近的小店一天能卖掉三、四箱。 按计划，别墅区原本应该在10月份完工，但事实上，是否能在11月份完工还是个疑问。 11月7日15:00 指挥部 指挥部是为了处理中毒事件而临时成立的一个部门，办公地点在当地的水利宾馆。 对于记者的采访要求指挥部的一位负责人表示，“需要到南京市委宣传部去报批”。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指挥部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近日即将解散。 对于汤山目前的状况，这位负责人的评价是“运转平稳”，他认为“投毒事件对于汤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没有造成影响”。戴敦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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