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隶属于环保组织“绿色江河”的志愿者冻死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再一次把如下几个关键词推到了读者的视线里：环保、志愿者、可可西里、死亡。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该志愿者遇难的详细原因，但是事件本身已经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近些年来，类似“绿色江河”的民间环保组织不断出现，在公众生活里，它们成为一种象征：环保事业不再仅仅是政府和大公司的事业，不再停留于高峰会议上，而正在向着民间、个人和社会团体“转移”，普通公众对环保的责任感和参与感不断提升，参与环保组织甚至成为了都市青年的一种时尚。应该说，这种趋势的出现，是符合环保主义的要求的，这对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环保意识的普及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环保民间化进程的最初阶段，标志性的人物和事件往往能起到领导风气的作用。比如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野牦牛队”和它的创始人索南达杰，就曾经鼓舞了许多普通人加入到环保的行列里，而藏羚羊也因此受到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可可西里成为最热门的环保词汇。“绿色江河”及其创始人杨欣同样拥有传奇色彩，由杨欣发起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索南达杰保护站完全依照南极站的标准建成，它也成为了环保主义者心目中的标志性建筑，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在这里从事环保工作。

　　不过，通过志愿者冯勇的死，我们也看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那就是环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某种背离。在缺乏必要的资金、物质、知识和技术支持的情况下，盲目地实施“标志性的行为”，常常会带来不必要的灾难，当年的长江漂流就留下了很深刻的教训。且不说在严寒的冬季坚守在索南达杰保护站有无必要、是否合理，单论几个志愿者为了捡拾白色垃圾而身陷险境、无力自救，就足以看出，他们的行为与能力相比是不够相称的。

　　我们在这里并非要指责环保志愿者，相反，在这种悲伤的时刻，我们更要向各个领域、地域的环保志士表达敬意。我们想讲述的无非是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当民间环保体制还不够完善的时候，组织民间环保活动一定要兼顾环保主义和人道主义，毕竟，人的生命价值是第一位的。

　　本报评论员

　　蔡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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