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研究一下长江三角洲的发动机———上海的问题,就会发现,要想实现“大上海”之梦,上海自身也仍然面临一些隐忧。
怎么面对商务成本迅速窜高?
近日,一位书生模样的年轻人,推开上海浦东青华房屋中介的门,“请帮我找一套两 室一厅全装修备家具的住屋,”书生操着一口台湾腔,“价位在3400左右。”
青华房屋中介乐盈盈开始接这下这单生意。“最近非常忙,他是中芯国际的,”中介老板对记者介绍,“从台湾一下子过来了500多人,很多人选择这片地铁附近的房子”,“每月3400元,全额报销,要开发票”,老板一边说一边流露羡慕之色。
中芯国际这500多人的到来,使上海地铁二号线世纪公园站附近的住房租金一月内上涨了20%!上海的商务成本就是这样不停往上窜。
而且,在全国诸多城市的综合商务成本中,上海已然最高。比如说工资,宝钢集团内的上海矽钢厂,员工年平均工资2.6万元,上海矽钢生产热轧硅钢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这个行业中,全国一半左右的产量出自江浙地带。
据记者调查,江苏淮阴硅钢厂员工年平均工资是8000左右,浙江诸暨硅钢厂的这一数字为8200元左右,苏州的一家同类工厂则是1万元左右。
上海矽钢厂销售经理潘钟亮说,我们靠着综合的技术、经验优势,使产品单位价格高于同行10个百分点,但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状况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陈良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公开表示:“商务成本的提高令我头痛。”
很显然,作为长三角龙头城市,尤其是面对近一两年来,许多跨国公司越过上海进入苏锡常的状况,上海一个必须的选择是尽快向服务业转型。目前,服务业占上海GDP比重为53%左右,而香港、新加坡都在80%以上。一个数字更说明问题,上海的律师数量仅为4000名,纽约是9万名,香港是6万名。
同时,制造业应该集中于高水平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否则,上海与长三角直至更为广阔的江浙腹地之间,在制造业方面已存在大量重构,由于商务成本不同,其竞争力令人堪忧。
保住国资之后怎么办?
上海有国有资本5000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3800亿元,加上中央投资以及各省区投资的1200亿元,占到上海全社会资本的50%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近年来,被中央肯定了的上海模式,完成了上海国有资产连续6年的两位数增值(这里面有一些特别因素构成支撑,比如,土地批租一项,上海有330亿元资本充实到国有资产当中)。
上海国有资产平均收益率达4.5%,是国内大城市中比率最高的。不过,与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的平均收益率8%、银行目前一年期贷款利率5.18%相比,仍相形见绌。
而且,在3800亿经营性资产当中,有500亿是亏损性资产。
2002年10月,陈良宇罕见地带私企老板、上海最大的私营企业———紫江集团董事长沈雯陪见外宾,以提升私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
陈良宇称,上海市政府对国有、集体、外商投资、私营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上海希望有更多私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合作,外国公司也可以更大胆地收购兼并上海的各类企业。
现在看来,这是十六大前上海释放国资的一个信号。
原因很简单,紫江企业也是上海2001年度本地上市公司15强中,惟一的一家民营企业上市公司,
上海民营企业力量与上海的经济总量相比,尚显力薄。
而且,上海的国有资产50%左右仍存在于竞争性行业领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利可图。所以,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杨建文认为,这些资本不能单以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标去“与民争利”,国资应投到对经济有先导作用的领域中去。
在这一点上,上海的规划是在上海新一届政府任期内,初步完成国有资本退出的目标,更确切地讲,这一时间段为2003年到2008年。
作为设计这一目标的主要智囊,杨建文11月27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大致介绍了整体思路。
其中,除汽车业与现代农业之外,国有资产将全面退出,从实体型转向投资型,使国资流动起来。
在石化产业、基础化工方面,全部交给中石化系统,精细化工方面,也改为投资型。
一个原则是,涉及中央级企业投资的产业全部交出去,原因很简单:一、与中直企业相较,难有竞争优势;二、交出去也不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按照这个原则,上海冶金局下属的一钢、二钢、三钢、五钢、十钢等都交给了宝钢,上海医药集团公司也让华源集团控股。
成为金融中心还有多远?
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南京西路支行行长助理张剑涛,驾着普桑轿车,开出上海市区两个小时,身后的经济区域,是张剑涛和同事们可以操作异地贷款的势力范围。
“两小时车程,”张强调说,“这是深发展给下辖近20家分行定的原则。”
这样,深发展上海分行的资金能量可以辐射到苏南、浙北等长三角的核心城市。
但是,人民币存款余额上的巨头俱乐部里的成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不许这样做的。建行上海分行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支行行长说:“为了避免分行间竞争以及管控方便,守土有责是条死规矩。”
据透露,目前上海金融机构的存贷差在1500亿元以上,以四大国有银行占有60%的存款余额计,则有900亿资金放空,不能转化为产业资本。
与900亿放空相对照的是,长三角很多城市,金融活动的积极性跟不上经济活动发展步调。比如嘉兴市,目前银行的贷款额度比1997年下降了70%,与嘉兴同期经济的增长根本不能匹配,使嘉兴之类的城市在经济发展上过度依存外界的辐射。
深发展这些中小型的股份制银行,因此成为标准意义上的金融中心的实践者,他们用1500亿存贷差的一部分,为长三角的腹地、甚至到安徽提供融资服务,从事着银行从小到大、开疆拓土的金融竞争。
但是,无论是深发展还是建行,他们对于上海是否成为金融中心的判断上,都表明了“还不是”的态度。
什么是金融中心呢?也就是资金的聚集地、配置地和发散地,供求双方的集中地。上海已成为中外银行的集中地,但是,资金需要方———公司总部却远没有向这里集中。
目前,将公司总部移至上海的并不多,公司财务中心不放在上海,银行不可能全面地为异地企业服务,原因很简单,财务决策部门及信息不放在上海,银行无法全面地、低成本地对公司进行贷前调查及贷后监控。
国内大公司总部为什么不扎堆上海?
1998年,上海出台“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24条政策,向国内大企业招手,吸引他们将总部迁入上海。
虽然截至今年3月底,各地在上海开设的企业超过22600家,注册资金达近千亿元,但这些企业绝大多数是将销售公司或子、分公司放了进来,主体进入者仍然寥寥。
中国经营规模最大的10家企业集团,只有宝钢集团一家总部位于上海;全国十大中外合资企业中,也只有大众汽车销售公司、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上海西门子有限公司三家在上海;中国进出口十强中,只有东方国际集团一家总部位于上海;即便拿体制灵活的民企十强来看,也只有上海新高潮一家在上海。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总体规模仍然偏小,使得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还没有将总部从原地迁出的要求。
《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02)》显示,2002年中国企业500强平均资产规模只有2002年世界500强的6.46%。而建行的这位人士认为,从国际上来看,以银行信贷而论,金融中心服务对象主要是大公司,而中小公司的贷款一般来源于地方中小银行。
因此,上海金融业看起来机构林立,但竞争非常激烈,同样体现为有效需求不足。
其实,最重要原因却是一个老问题:很多地方,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企业与原在地政府已形成依附关系,而且,即便企业想走却关卡重重,结果,很多公司号称将管理总部迁至上海,其实不然,最后盖了个大楼,仅是个上海代表处或销售公司,地方用不完,出租出去。
当然,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有不少,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咨询部负责人张兆安说,对异地企业投资实行双重征税,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跨地区迁移以至于兼并、重组。
而上海社科院流通所汪亮直言,如果大上海拿出气度,“企业总部迁过来,税在原地方交,上海的企业总部就会多起来!”
同时,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形成上海扎堆的风潮,二者相辅相成,使上海散发出国际金融中心的气息,不过,一位上海金融界人士坦言,“只要人民币不实现自由兑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仍不可奢望”。
2001年,上海金融业掉头向后,增长率仅为2.1%,而当年GDP的增长率为10.3%。这一年也是上海将金融业确立为六大支柱产业之一的第一年,令上海大跌眼镜。
增长率大幅衰减,主要受到证券业的拖累,即将过去的2002年,也很难有所改观。
“上海可动用的金融资源很少,”杨建文补充说,“主要指政策方面的资源少,我们主张尽快推出股指期货,使市场始终能有生气。”
不过,据记者调查,证券市场之低迷,却收到了另外一个积极的结果,那便是,资金还是寻求出路,很多投资公司选择实业型投资。
上海浦东,聚集着大大小小3000家各地的国资、民资投资公司。诱使这些投资公司的第一块肉是资本市场,但是,近两年低迷的行情,使他们开始转向。
上海保银投资公司的一位财务部人士说,去年股市转阴时转做国债,现在,开始埋头到江浙进行一部分实业投资,做长线投资。
江苏海通农品公司老板施宏义,已成为这一波投资公司实业型投资的受惠人,“现在,做农业获利不菲,”施说,“上海一家私人投资公司上个月向我公司投了1000万元。”
今年第三季度,江苏省新登记的农业个体工商户及农业类公司突然增加101%,民间资本向农业领域流动趋向明显。
“30%的收益率。”施宏义说。资本之逐利本能,正在引导产业者发现新的方向。本报驻沪记者王丰翟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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