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对于盗版，在出版界和影视界可谓谈虎色变。一本书或一部电影尚未面世，盗版本或盗版影碟便大行其道。盗版者信息灵敏，技艺高超，动作神速，令出版(出品)者大疼其头，防不胜防，损失惨重，不得不寻求各种“奇方”防盗。我看过一本书，把封面对折，在正面挖一个大洞，洞里显出折过来的那面上所画图案，与洞外构图相谐，装潢别致，实际作用乃是防盗。我觉得此方至少可以使盗版者无法轻易模仿。而如今偷录器具尖端化、迷你化，电影又怎么有效防盗呢？似乎未有良方。

　　近日传来一个电影防盗信息：张艺谋新片《英雄》在深圳首映时，观众除了不许携带涉嫌偷录器具外，还必须出示身份证并将身份证号码写在影票上，交检票者查验。那意思明摆着：如发现盗版本，就按身份证一一追查。

　　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谓用心良苦。大多观众对此是配合的———反正我又不盗版，出示身份证表明一下清白，无所谓。但是爱较真的人却不干了：根据法律，放映方是不具备这个权力的。有人说，他们是矫用权力，蔑视和侵害公民权利。问题严重了。可是，代表出品者利益的放映方的权利又由谁来维护呢？人家凭什么就该无端遭受重大损失？这个问题，当然应该有答案，但是似乎没有人担保可以维人家的权。那么，人家就只有自救了。自救又被法律束以手脚，你就坐以待毙吧。

　　这么“简单”的问题，却真够绕人的———能把人绕得晕头转向。我对此有几点思考：

　　一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有效打击各种盗版的机制，切实保护出版(出品)者利益，后者难道没事找事，非要查验人家的身份证不成？花费成本不说，那查验程序就令人烦透了。我看他们实在是被迫无奈而出此下策———实际上似乎也没有上策或中策。

　　二是，这些人当然属于新名词所谓“法盲”。他们从艺，做生意，大概只想着弄出作品，引起轰动，显扬名声，赚来厚利，别的，就很少思考啦。而当自身权益遭受侵害，又没有办法维权时，“邪招”也无妨一用。此所谓“以邪制邪”也。

　　三是，这些人付出的是“经验代价”。在我们这里，谁“把持”哪个“口”，似乎他个人就拥有这个“口”的权力。人人都像“不是警察的警察”。比如当下所谓的“物业管理”部门，本是住户雇来从事服务的，就因为握着维修等等“大权”，凭惯性思维，它就莫名其妙成了骑在住户头上的“老大”啦———别人办事要“求”它嘛。在那个首映式上，你欲先睹为快看《英雄》，你就要听我摆弄，否则免了。这简直是顺理成章之事啊。

　　四是，握权者的坏榜样将人们的“经验”扩而大之。这里我说一个小故事。一次我去一个小县采访。在汽车站门口，一位着警服的令出入者出示身份证。事后我得知，当地警方正追捕一个嫌犯，人们可以理解，并且有义务配合。当时别人乖乖把证件给了他，我以自己在正常活动为由，拒绝出示。警察不为所动：不拿证，别进站。我没办法，但我一定要求对方先出示证件，以证明他身份的真假，我才能出示。他只好先拿出警官证，一场小纠纷才算了结。我倒不是有意与执法者对抗，因为按法律规定，对方必须先亮明身份。但他就是置法律于不顾，那样理所当然地要求所有人都乖乖听从于他，不听，就限制你活动。他的“理所当然”就是不讲程序，把有理之事也办得上不了台面。这“理所当然”给别人的启示，即只要你握有一定权力，你就可以任意使用。而这做派到了一些人那里，本不属于自己执行的权力，还要拿来滥用呢。那不乱套了吗？

　　环境，就是如此左右着人的意识。当我们觉悟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实中一些人的行止似乎很滑稽，其实那不是没有来由的。(王乾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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