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联络感情是不够的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一讲起联系群众，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种革命传统，有的地方还规定领导干部一年要与农民群众“三同”多少天，以此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依据。无疑，领导干部做到“三同”是件好事，但迫于上级压力完成的“三同”，大都走样、离谱，滑向了形式主义的陷阱。

　　就“三同”本身来说，其致命点也比较明显。一是这种“三同”是单向而非双向的。“三同”主动权在领导干部手中，农民群众只能被动“参与”。二是这种“三同”远远满足不了农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因为农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要求与对革命党的要求不同，他们不仅要求执政党干部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更需要执政党从国家政权层面建立起一套切实维护他们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好制度。后面这一点甚至更重要。

　　我曾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在湘西一位县委书记身边工作，在参与“三同”的活动中，仍明显感到这一活动的局限：任何一位“三同”中的领导干部，都难以切实解决诸如农民负担、义务教育、劳动力转移、村民自治、生活困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出台的许多旧制度，仍在人为地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

　　在执政条件下联系群众，关键在《宪法》框架下建立起制约权力、保障人权的好制度，从制度上确保各级领导干部永不脱离群众，从制度上保证每个农民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这就需要干部在联系群众上从侧重单纯的感情联络，实现侧重制度建设的方式创新；从追求个人政绩，实现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创新；从扶贫帮困，实现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式创新；从国家公职人员委派任命制，实现民主选举和考试考核制的方式创新；从歧视性政策制度安排，实现建立公平统一的制度的方式创新，以及从接待上访到依法办事的方式创新。

　　毛泽东曾形象地批评某些人“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三个代表是执政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行动指南”，也是破解三农问题最锐利的“好箭”。但有人却不愿真正将其“放出去”。我认为要使这支“好箭”射中三农问题之“的”，我们就必须强化制度层面建设，推进制度创新。

　　张英红(湖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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