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橡子

　　广东的政治美德

　　如果说广东在经济上的活力表现为高度的开放性和国际化，那么广东在政治上的美德往往表现在—虽然广东本地的官员很少对外输出，但他们并不排外，相反，他们对外部输入的干部很尊敬，很配合。五年前，李长春入粤；五年后，广东迎来了张德江。

　　和李长春一样，张德江也是辽宁人(河北人任仲夷亦是从辽宁调任广东)。不同的是，他小李长春两岁，李长春来广东前主政农业大省河南，他则来自和广东同为沿海开放地区的浙江。中组部部长贺国强介绍说，他“思想解放，勇于开拓进取”，在浙期间“使浙江各方面的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凡是留心中国区域发展走向的人，当会发现，正如90年代初(尤其是小平南巡后)广东成为全国各地争相学习的样板，正如90年代中期之后上海浦东的光芒四射(上海“财富论坛”即是该论坛创立后影响最大的一次)，近两年，江浙两省的身影也强烈地凸现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苏州现象和温台现象，一个以创造环境引进外资驰名，一个以本土内生的民间经济见长，但都是那么活泼和富有生机。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浙江和广东依然有一定差距，但在很多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上，浙江均居全国之首(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连续11年在全国领先；2001年财政收入、外贸出口、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均列全国第一)。更为重要的是，浙江土生土长、更多是依靠内源发展的经济形态，较之外资驱动型的经济形态，有着更广大的示范效应，也有着更坚实的抗击外部变化冲击的能力。也许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敬琏说，“浙江现象”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最大亮点。

　　总量领先差距缩小

　　与浙江、江苏咄咄逼人的上升势头相比，广东省统计局将广东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概括为“总量领先，差距缩小”八个字。这个结论，是将广东与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四个经济发达省市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进行横向比较后得出的。所谓“总量领先”，是指广东仍占有规模优势，经济总量仍居全国之首，尤其是外贸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20.9%，一马当先；所谓“差距缩小”，是指广东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中游，部分经济指标增速过低，与后来者的差距日渐缩小。上半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7%，在全国各省市增长速度的排位中列第九位，与四省市比，仅比上海高0.7个百分点，比江苏、浙江和山东则分别低0.5个、1.3个和0.5个百分点；

　　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2%，在全国各省市增长速度排位中列第14位，而江苏、山东和浙江分别增长14.8%、17.1%和15.3%，均高于广东；

　　上半年广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33.89亿元，增长13.5%，增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个百分点；与四省市比，增幅分别低18.2个、12.1个、10个和14.1个百分点。更需引起关注的是，上半年广东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已经被江苏以1667.57亿元超越，退居全国第二位；

　　在经济效益上，广东喜忧参半。从百元国内生产总值所创造的地方财政收入和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长情况看，广东不错；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和总资产贡献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看，广东堪忧。

　　经过十多年的高增长后，原有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逐步弱化，急待创造新的条件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或许就是广东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

　　关注可移动的要素

　　四年半以前，本刊在《广东，应该向上海学习什么？》一文中提出，上海在三个方面值得广东借鉴，一是高层决策领导对地区总体发展和产业方向的把握能力；二是一支高效、廉洁、具有现代观念和知识技能的“精英公务员”队伍；三是产业界员工的素质。

　　我们提出，“广东何以能屡屡得风气之先、握天下之先机？孙中山说得好：‘广东之所以为天下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强。’”

　　我们提醒，“作为广东人，我们不要抱怨所谓的‘政策东移’。当年洪秀全、孙中山闹革命，谁给过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基本是一样的，倾斜很有限，为什么广东人干出来了？事在人为，是‘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我们倡导，“广东，需要更大的气派，需要更高的眼界，需要有打持久战、长距离竞技的充分准备。那么，首先，让我们有挑战自我的勇气，学习他人的勇气。”

　　三年半以前，本刊在《广州，广州，我心目中的广州》一文中指出，“竞争压力带来的不断创新要求、具有反思与自我批判能力的群体文化、从上到下对规则的高度重视与一致遵守”，这是“广东、广州新的竞争力之源”。

　　而近一年来，目睹长江三角洲在高起点上的迅猛崛起，我们更在多篇文章中呼吁，广东要有忧患意识，要重塑进取精神，而不是小富即安；要千方百计降低企业发展的社会性交易成本和摩擦成本，我们的官员应当建立高效廉洁的现代公共服务理念(做官是一种公共服务职业)，而祛除所谓“与企业共赢”、“你发我也发”的传统为官之道(把做官当成一种经营，一门生意，一项交易)。我们不是在危言耸听，只是在说出常识。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都会受到两种要素的约束：不可移动的要素(例如土地)，可移动的要素(例如生产资本，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说过：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而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资本、知识和企业的所有者总是在迁移到这样一些地区—保护产权和个人自主，政府能够接受规则的约束，信用和商业文化发达。这样的地区也许在不可移动的要素方面并不丰裕(例如土地面积和自然条件)，但由于培育了“商业派生品德”(commercial secondary virtues)，因此在吸引可移动要素方面成效显著，并因而拥有竞争中的区位优势。例如，在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凡是善待企业的政区(enterprise-friendly jurisdictions)—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安特卫普、纽伦堡、尼得兰、英格兰和普鲁士，都获得了经济的增长；而那些专制、封闭、官僚文化横行的地区，也许其地域更为辽阔—西班牙、俄罗斯和奥地利，却都在经济上沉沦下去。

　　企业家总是在用脚投票。他们进入，或者退出(所谓“区位替代”，locational substitution)。对于广东来说，我们今天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是，为什么投资需求不足？为什么很多资本和人才东移？他们的退出选择是一种信号，为政者要解读的是：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他们的退出？我们需要培育一种怎样的要素环境，才能使资本和人才不断产生新的进入？

　　文化定未来

　　现在，让我们再看看浙江。“浙江现象”中，有没有广东可以借鉴汲取的经验？

　　张德江多次说，浙江人多地少，资源贫乏，人均耕地仅占全国平均的40%，国家重点投资项目也不多，但浙江人能够“无中生有”，把小产品做大做强，把市场做大做强。

　　浙江东阳不产木头，却有全国最大的木条产业；嘉兴不产羊毛，却有称雄国内的羊毛衫市场。浙江全省没有资源依托的“块状经济区”有300多个，柑橘节、杨梅节、毛竹节、丝绸节等各种发明出来的节庆有200个之多，居全国之最。凡此种种，都不是天造地设的产物，而是浙江商人智慧与勤劳的创造，有人称之为“零资源现象”。

　　“无中生有”，创造“零资源经济”的关键，在于人。浙江商人以市场为家，以天下为家。80年代，走遍中国，不论寒暑晨昏，大街上卖珍珠、眼镜的，理头发、修鞋的，多半是浙江人，他们“握微资以自营”，从别人不愿做、不屑做的点滴生意起步，发扬的是“一厘钱精神”。90年代，在大中城市摆摊开店、成市成村的，依然少不了浙江人。现在，进军西部最多的东部企业家，还是浙江人。光一个温州，就有160万人闯荡在全国各地，还有50万人在海外创业。一个地方如此普遍地具有不怕艰难困苦、背井离乡的创业精神，全国罕有其匹。张德江举过两则浙江商人的创业故事。一个是，两年多前，浙江海宁长虹皮夹公司捕捉到一条信息，当时流通的欧洲各国货币的尺寸都比将要流通的欧元小，这意味着欧盟12个国家内起码有两亿人要使用新的钱包。于是，他们立即组织生产，投放市场后大受欢迎；二，浙江仙居的农民靠回收照相馆废弃的胶片、相纸等含银的废料、废液、废渣提取白银，变废为宝，每年加工交易白银500余吨，相当于全国白银产量的1/4。这也许是信手拈来的故事，却使我们深刻地领悟到私人企业家发现商业机会的高度敏感和精明的商业计算能力。

　　在我们看来，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与广东相比，浙江、也包括江苏、上海，其在未来竞争中的强大后劲来源于文化。张德江把浙江快速发展的深层原因归结为“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发展的有机结合”。他说，文化也是生产力，源远流长的商业精神和商业文化积淀在老百姓的血液中，像基因一样代代相传。“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乃是支撑浙江经济发展的精神支柱。我们惟愿，文化和教育不要成为广东下一步发展的软肋。

　　2002年11月23日，无论对广东还是张德江来说，都是一种新的遇合。我们欢迎这种遇合，我们更祝愿这位新任省委书记能够给广东带来新的力量，精神上顽强向上、自我超越的力量，就如同他在浙江时所做的那样。这是他的机遇，也是他的责任。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江泽民)

　　生活在广东这块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传奇土地上，此时此刻，聆听此声，从省委书记到商贾百姓，每个人都不会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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