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陡然恶化使美国人找到了机会

　　1956年中苏关系发生重要转折。这一年2月，苏共20大召开，会上赫鲁晓夫作了深揭“斯大林主义”的“秘密报告”。从这一年起，中苏两党两国围绕许多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大论战。到60年代初期，两国在论战中使用的形容词甚至超过了美苏冷战初期的烈度，并最终走向军事对抗。此后，中苏关系陡然紧张。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中苏关系走向冰点。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在不经意间聊起了当时已进入白热化的美国大选，聊起了两位总统候选人肯尼迪与尼克松进行的电视辩论。肯尼迪当选不久，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即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表示，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

　　肯尼迪酝酿在第二任期内重新审议对华政策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一股要求改变政府僵硬的对华政策的浪潮，其代表性文件就是《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研究报告，简称《康仑报告》。这份报告由设在旧金山的思想库康仑公司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所托于1959年9月完成。这份报告虽然分为南亚、远东和东南亚两个部分，但是纵观全文，无处不涉及对中国的严重关注。康仑公司在报告中提醒美国政府：“许多迹象表明，(新中国)政府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对我们(美国)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具决定性的政策了。”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遇刺前的肯尼迪已在酝酿在他可能的第二任期内重新审议美国对华政策。1963年11月14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总统说：“当红色中国领导人表示其愿意同美国及其盟国和平相处时，那么很明显，美国将重新审议自己的政策。我们并不墨守对红色中国的敌视政策。”只可惜苍天不愿遂人意，讲话发表一周后肯尼迪即遇刺身亡，由鲁莽之徒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美国外交政策由此陷入低谷。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宣布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新中国在国际事务天平上的分量也随着罗布泊的一声巨响陡然上升。美国被迫接受了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在这一背景下，要求政府修改对华政策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尼克松宣布：“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当时，困扰美国政府的首要问题就是结束越南战争。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在解决越南问题上的地位十分微妙，美国人一直怀疑中国与越南北方有某种形式的默契。

　　1968年，深陷越南战争泥沼的约翰逊心力交瘁，宣布不再谋求连任。在同一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尼克松的竞选演说引人注目：“我将在6个月内结束战争。”

　　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尽管在其政治生涯的早年，尼克松以反共著称，但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需要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审时度势地调整美国的政策。在就职演说中，尼克松对外宣布：“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关岛主义”出笼

　　其实，早在尼克松就任总统前，其在远东问题上的看法就已经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就任总统之前，尼克松曾经两度游历亚洲，与东南亚一些国家领导人和美国外交官就本地区形势交换意见。时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的苏利文(后任卡特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曾回忆说，在同他的一次谈话中，尼克松曾清楚地勾勒出美国应当如何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蓝图。还有一次，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尼克松有意在布满窃听器的房间内告诉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副馆长恒安石：蒋介石政权重返大陆的梦想绝不会实现，所以必须考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越战之后的亚洲》一文。此时的尼克松正在谋求1968年大选总统提名，因此，此文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广泛关注，被认为“是这位前副总统、著名的反共人士所做的一个相当温和的外交声明”。这篇文章原是尼克松在1963年竞选加州州长失败后的政治混乱情况下写成的。在文中，尼克松暗示，结束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地位的时候不久将来到。

　　与此同时，面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局面，毛泽东等领导人越发忧虑。严峻的国际形势使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寻求战略伙伴。1969年3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要两面作战。”

　　同年7月25日，已是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关岛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指出：美国将执行以前签订的条约所确定的义务；但是，美国越来越希望亚洲盟国自己处理防御和安全问题，除了核武器的威胁以外。这在后来被称作“关岛主义”。对于尼克松在关岛的讲话，中国领导人将其与美国停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联系起来，视为美国方面的积极举动。

　　跨越太平洋的握手1970年，一个新的经济现象在美国发生———“滞涨”(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1971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十年来的最高峰，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正在美国社会酝酿。与此同时，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尼克松政府不仅在输掉越南战争，而且也在失去国内民众的支持。对此，尼克松需要在外交上有所突破，重树政府的威信。

　　尼克松将解决越南战争的希望寄托在苏联人身上。从新近解密的美国内部资料显示，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之后，苏联曾派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1969年8月20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多勃雷宁与基辛格谈了一夜，建议美苏联手进行一次“突发性行动”，对中国设在西北的核基地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刚刚入主白宫的尼克松也曾考虑在中国问题上与苏联合作，通过默许苏联对中国采取的行动换取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与美国的合作。但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对后者无动于衷，只想获得美国对苏联单方面的支持。尼克松在与他的幕僚们讨论后认为：对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美国也会被牵扯进一场可能灭绝人类的核大战中。于是，他们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苏联人的偷袭计划随之流产。

　　尼克松政府深信，为了从越南撤军，必须改变美国政府恪守已久的“中国威胁”论，促进中美和解。同时，由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思潮严重摧残了中国的经济，尼克松也不认为中国在短期内能够对美国构成威胁。

　　对于与新中国的和解，尼克松还有着更深一步的考虑，那就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必定会使苏联人在华盛顿—北京—莫斯科之间的战略大三角关系中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他希望通过与北京关系的缓和迫使苏联人坐到谈判桌前。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将不得不冲破意识形态的鸿沟。据旅美学者郝雨凡先生近作《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披露，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基辛格曾向中国暗示，如果苏联人浑水摸鱼，借机进攻中国，美国将考虑出手援助中国！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华铺平道路。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尼克松迈出机舱，在距离舷梯尽头还有几级台阶的时候就早早地向等候在舷梯旁的周恩来总理伸出了手。后来，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手一接触，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另一个时代宣告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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