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李鸿谷 记者◎郝利琼

　　“估计中国平均年自杀率为23/10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在中国，自杀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并且是第5位最重要的死亡原因。在15～34岁人群中，自杀是第一位死因，占相应人群死亡总数的19%。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高。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以及不同年份同样存在这一差异。”

　　12月3日，北京回龙观医院正式将他们对中国自杀问题的研究成果公之于媒体。

　　中国平均年自杀率：23/10万。这是中国自杀状况最新、同时也是引起广泛重视的数字。此前被主要引用的两个数据分别为：《全球疾病负担》估计中国1990年自杀率为30/10万；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世界卫生报告》中报告的1998年中国自杀率为33/10万。

　　这份由费立鹏、李献云与张艳萍共同完成的《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年》论文，在今年稍早一些时间，3月9日发表于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稍后，由费立鹏、杨功焕等完成的《中国自杀的危险因素：一项全国性病例对照的心理解剖研究》，再次于11月30日发表于《柳叶刀》。中华精神科学会秘书长邹义壮告诉记者，就其印象所及，"在这一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中国自杀研究的论文，没有先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前心理学系主任彭迈克(Michael Bond)书面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写道："(他们的研究)具有世界级水平"，"这种研究方法将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产生影响。"

　　最简单地看，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刘协和说："(他们的研究)使我们对中国的自杀状况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脉络。"

　　全球范围内对自杀的模式，一般情形多集中于精神病学对个人心理因素的研究，其间缘由，中华精神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园解释说："道理很简单，此前国际上的研究表明：自杀者95%以上都有精神疾病。"而费立鹏与他的同伴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自杀者在自杀当时有精神障碍的仅为63%。张明园说："这意味着，在中国，自杀应看作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不仅是一个精神卫生问题。"

　　在中国有18年工作经历的加拿大人费立鹏，在更早一些时候即发现，"在中国，大多数精神卫生专业人员所持的支持性意见是，自杀并不主要是精神卫生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这显然与国际学界的主流观念不同，当然费也推测："部分原因可能是在亚洲对'精神病'的民间概念依然大部分限于思想与行为严重错乱的人(即心理紊乱)，并不包括那些处于抑郁状态、焦虑不安，以及酗酒与服用毒品的人。"中国的自杀问题，究竟是精神病学框架内的个人心理因素，还是"精神病"民间概念过于严苛而局限情形下的"社会原因"？没有研究给出明确而令人信服的答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功焕向记者解释说，"费立鹏第一个在中国将临床精神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使我们对中国自杀的研究有了科学的方法"。自称"走访并研究过很多国家的自杀研究方法"的国际预防自杀协会第一副主任委员Lakshmi Vijayakumar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费立鹏的)研究方法是有创造性的"。利用费立鹏的研究方法，目前所获得的研究成果，"不仅相对清晰地认识了中国的自杀状况，同时也向国际上传统的主流理论提出了挑战"。

　　因此结果，彭迈克评论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将会引致实际的干预策略，它不仅为当地也为整个国家提供了好的干预办法。他们的研究还因此引起公众对自杀问题的注目，使政府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更为容易。"12月3日，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事实上，这就是费立鹏与他的同伴们自杀研究促成的一个结果"，杨功焕说。中华精神科学会秘书长邹义壮的观点是："我们正处于转折点上。从研究开始向干预转变。"在干预中心成立大会上，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副所长顾宝根坦陈他们注意到了费立鹏们研究的结论，"中国62%的自杀者服用农药或鼠药自杀，而其中75%服用的毒药来源为家中存放的"。自杀工具的易获取性与自杀率的正相关性，已被世界各国自杀研究广泛证实，下一步中国的农药控制将成为重要的政策选择内容。干预行动，已经开始。

　　美国QPR(询问说服转化)预防自杀机构在他们的宣言中秉持这样的信念，"一旦我们有所了解，我们就会关注与处理；而我们一旦开始关注与处理，我们就能够改变(吉米·卡特语)"。

　　"媒体更注意那些'大数'，比如每年的平均自杀人数，还有，有多少自杀未遂的，这些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费立鹏说，"百分比有时并无价值，一个自杀者，对于他的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可能就会是全部，就是百分之百。最重要的是关注他们，挽救他们！"

　　从自己的研究中，费立鹏得出的更重要的结论超越了科学："自杀，一个都太多(ONE IS TOO MANY)！"

　　救命！一个医生的梦想

　　在费立鹏的多数中国同事看来，他更像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费立鹏，杨功焕用了一个判断性的描述：拘谨。杨当时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的负责人。费当时已经供职于北京回龙观医院，做精神病学研究。而杨功焕研究的重点是流行病学，属公共卫生领域，事实上两者相去较远。比较幸运的是，杨个人对精神病学也很有兴趣，当时正着力进行一个题为"死亡模式变迁"的课题。"跟他合作，做中国自杀研究虽然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我还是想试一试。"

　　1981年，湖南医科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沈其杰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当时在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系做驻院医生的费立鹏找到了沈，"要求学汉语"。时隔21年，沈其杰回忆说："我当时很高兴，说，你跟我学汉语，行！我跟你学英语。我们交换。"而费立鹏坚决不跟他说英语，"他只跟我说汉语"。

　　1985年，费作为访问学者到了湖南医科大学，再次与沈其杰合作。这是费立鹏中国18年经历的开始。回忆费立鹏在湖南医科大学的那两年，沈其杰说："费立鹏当时觉得中国精神病学研究在方法上与世界有差距，我们一道在长沙办学习班，训练科研的基本功，这样的班后来又在全国各地办了十几次。"费立鹏在湖南医科大学只呆了两年，沈其杰决定去到深圳开拓自己的事业，希望费立鹏同行，而费并不乐意。"他向我解释的原因是，深圳太现代化了，研究中国问题不应当去那里。"后来，费立鹏选择去了湖北沙市精神病院，在那里他呆了7年。

　　费立鹏是一个生活上极为节俭的人，在杨功焕的印象里，"他们单位在北面回龙观，我们在南面宣武区南纬路，他到我这里，不断地转车，要走两个多小时，我也说过他，'时间也是金钱'，但他仍然坐公共汽车。"回龙观医院另外一位医生徐东这样观察费立鹏，"在办公室里，他是惟一的那个捡起地上的分币的人，他把分币放到一个地方，积攒起来"。而沙市精神病院院长田维才对他的看法是，"他太不生活化，除了工作，与别人根本不接触。我要跟他谈话，也要约时间，过了点，他就不高兴，说'我很忙，我要走了'。当然，你要跟他讨论学术研究上的问题，那就没有时间问题了。"

　　"我开始到中国，是来语言学院学汉语的，但我对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很感兴趣。那时，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在发展中国家是做得非常好的，我想了解是怎么做宣传的，但他们不让我去。当时只允许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去，我属于第二世界。"费立鹏说，"后来我到美国，读流行病学，也读人类学。我相信我可能再回来的。"1985年，费立鹏回到中国，这时他的身份是一个精神病学专家。

　　在费立鹏与杨功焕见面的199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世界银行支持下，已经建立起DSP系统(全国疾病系统监测网)，这是一个覆盖1000万人口的网络。杨功焕解释说："这是中国公共卫生专家的一个创举，对于不可能在全国建立死因和其他公共卫生基础资料的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有用的。以它提供的公共卫生数据来推论全国的情况是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它通过有代表性的观察点为众多的科学研究和政策指向提供了最基本最重要的数据。费立鹏非常有眼光，很敏锐，他看到了我手里的这个资源。"于是，费立鹏终于有机会进入中国公共卫生领域。

　　将临床精神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结合起来的这项"中国自杀的危险因素"的研究，在全国选择23个点，从1996年3月到2000年8月，每3个月由各监测点报一次死亡数据，由研究者抽样，随后分别由精神病学医生下去做精神病调查、监测点医生做公共卫生调查。

　　最初的工作就是培训。在培训中，杨功焕说："费立鹏更为强调的是对死者家属的同情和尊重，他说，要从眼神、手势、问话方式上真正去关心推动了亲人的被调查者，不能对着本子问问题，要看着对方的眼睛。我们上完培训课，到一个村子做实地调查。那些调查员都是生手，记不住那么多的调查项目，加上我们又在旁边观察，她们也感到紧张，一个调查员在调查时突然忍不住笑了一下。事后，费立鹏勃然大怒，'你怎么笑得出来？你连最基本的同情心都没有！你不合格，我不要你在这里工作了！'"

　　"我也听过很多人说费立鹏很冷，这可能是一个学者的表达方式问题。"

　　费立鹏向记者解释说，"我很懂中国"，不过，他又强调："虽然我在中国生活了18年，但我毕竟在西方长大，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坚持我的想法。"

　　"做自杀研究，在沙市精神病院时，就有这个想法。但不是为了这个研究才到北京来的，只不过到了北京终于有机会做。在美国毕业后，我有选择精神病科与急救室两个机会，这都是我所喜爱的，但后来还是精神病学占了上风，我放弃了去急救室直接去做'救命'的工作。无论是做精神病学大夫，还是做研究，与直接'救命'都很难联系了。但一个医生真正的梦想，就是'救命'。我现在又能从事我喜爱的精神病学研究，又能'救命'，正好两全。"

　　"如果把中国的自杀率降低20%，这不是没有可能，那么，每年拯救5～6万人的生命，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想，能救一个人就是很大的事情，何况能救这么多人。"

　　中国人自杀的秘密

　　特征与危险因素

　　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完成的《全国性心理解剖研究》里，中国自杀者的特征被概括为：84%生活在乡村；35%从来没有上过学；62%服用农药或鼠药死亡；55%有血缘关系或熟人有过自杀行为；63%有精神障碍；25%有过自杀未遂史；仅7%看过精神卫生专家。

　　这一研究给出的结论：中国自杀死亡者的特征与西方国家有相当大的不同。在中国，自杀的危险因素相互之间有协同效应，抑郁程度高、有自杀未遂史、负性生活事件产生的急性应激强度和慢性心理压力大以及生活在一个家人或熟人曾有自杀行为的环境中，是中国主要的危险因素，但自杀仅发生在这些因素中的几个因素同时存在时。

　　美国QPR预防自杀培训所主任昆尼特(Paul Quinnette)博士向记者评价这份报告时称：这一研究在量表设计中对抑郁程度及负性生活时间进行了精细划分，非常有创造性，同时能使我们观察到中国自杀者的细部。因其量表设计的精细，这一研究找出了中国"独立的自杀危险因素"，按其重要性由大到小排列分别为：死前两周抑郁严重程度，有自杀未遂史，死亡当时急性诱发生活事件导致的急性应激强度大，死前一个月的生命质量，死前一年负性生活事件产生慢性心理压力，死前两天有急性生活事件，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过自杀行为，朋友或熟人有过自杀行为。

　　对这8个有统计学意义的自杀的预测变量，研究给出的结论是：自杀的危险性随着危险因素的数目增多而显著增加，暴露上述1个危险因素或不暴露的没有一人死于自杀，而暴露2～3个者30%、暴露4～5个者85%、暴露6个以上者96%死于自杀。

　　这一结论从某种层面上为关注并预防自杀者提供了重要判断依据。

　　冲动与自杀未遂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自杀未遂研究--有详细精神科评估的研究》中发现，病情较重的自杀未遂者在自杀前考虑自杀的时间是：37%不超过5分钟、46%不超过10分钟、60%不超过2小时。这意味着接近一半(46%)自杀者考虑是否选择的时间在10分钟之内。这项研究选择的是中国中部地区9家综合医院急诊室，有659例样本进入分析。

　　另一份将研究对象局限于35岁以下农村妇女的研究--《中国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未遂》给出的判断非常明确：冲动性--大多数妇女并不是在深思熟虑之后采取的自杀行为。这一研究通过询问被试者从开始有自杀念头到采取自杀行为间隔的时间，得出的数据是：58.8%的人说她们在自杀之前考虑的时间不超过两小时，40%的人考虑的时间不超过10分钟，11%考虑的时间不超过1分钟。这一研究选择的是山东(腾州和郓城)、河北(沧州)与河南(新乡)四地的四家医院。

　　这两项研究的调查地点并不相同，但得出的结论相当一致。有社会学家在电话中听到记者报给他的这一系列数字后，表示他很难最迅速地给出结论，但说如果深入研究，值得注意的方向是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问题。历时4年，研究中国人生活事件与自杀关系的大型调查报告--《在中国自杀研究中评估生活事件的重要性》统计出自杀未遂者所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分别为(依百分比高低排序)：夫妻吵架或不和、与其他家庭成员不和、躯体疾病、经济困难、工作或学习困难、亲属生病或死亡、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与家庭成员之外的人的矛盾、恋爱或婚姻问题、与生育有关的问题。

　　这些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未遂者而言，既有自杀前一年的经历，也有自杀前后的经历。这项研究给出的结论是，负性生活事件主要通过两种独立的机制影响自杀行为发生，慢性负性生活事件产生的心理压力使个体出现精神症状如抑郁、绝望感和慢性焦虑，从而降低个体的适应能力；急性生活事件造成的应激引起个体严重的焦虑和认知缺损，从而增加个体出现冲动性自杀行为的可能性。

　　自杀率

　　在《中国的自杀现状：1995～1999年》中，研究结论表明：估计中国平均年自杀率为23/10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

　　研究者在报告中称，得出这一结论的方法是：从卫生部提供的死亡率资料中获得1995～1999年的自杀率；用国家人口局报告的死亡率来估计卫生部死因资料的漏报率并对自杀率进行相应调整。

　　接受记者采访的国外自杀研究者，坦陈他们先前注意中国的自杀率数据的主要来源是：《全球疾病负担》(估计中国1990年自杀率为30/10万)、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世界卫生报告》(1998年中国自杀率为33/10万)。中国的研究者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得出的23/10万自杀率会显著有别于上述两份报告的数据：《全球疾病负担》和WHO估计自杀率所用的死亡率数据源于疾病监测点(DSPs)的死亡登记资料；《全球疾病负担》和WHO过高估计了死因资料的漏报率，他们将DSP数据库中较大比例的"意外死亡，原因未明"归入自杀。

　　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表明：世界上自杀率最低的是冰岛、西班牙、希腊等地，少于每年5/10万，最高的国家是匈牙利和丹麦，每年30/10万左右。斯堪的那维亚、瑞典、德国、奥地利及东欧国家自杀率均在每年25/10万，由于地理上的联系，这些国家所在地区被合称为"自杀带"。经济发达国家中，美国和英国自杀率较低，每年12/10万左右，但日本一直较高，每年在30/10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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