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唐山市原新区物价局副局长李瑞芳日前向本报投诉：自己因为从2000年9月以来，先后100余次向上级有关部门举报原新区政府一名领导和新区劳动局一名领导的经济问题，遭到打击报复，被冤判有期徒刑6个月。本报记者随即前往唐山，对该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坚定的举报

　　45岁的李瑞芳告诉记者，1999年5月，他任区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时发现，公司一些下属企业经营不善，财务混乱。为此，他一方面大力整顿，另一方面清理企业财务。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区劳动局一位领导常常在这些企业报销私人发票，并让企业财务人员用白条抵账。不仅如此，这位领导还在李瑞芳出任公司经理后，让公司报销手机费、歌舞费等，有时甚至直接叫服务公司拿现金，说是“有事要办”。这些钱每笔多的3000元，少的800元。

　　李瑞芳说：“开始我还忍让，后来我就抵制了。到2000年6月，我终于和他翻脸了。那天，这位领导叫我去一家宾馆，让我签字报销3.7万元的吃喝、歌舞等招待费，我没有同意。他就请来了区委一位领导做我的工作，我坚决不肯同意。这样，两个人就彻底闹翻了。”

　　2000年8月，李瑞芳被调离劳动服务公司，到物价局任副局长。

　　“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我抵制一天只能算一天，我不当经理了，他还不照样腐败？”李瑞芳决定举报这名领导干部。

　　从2000年9月开始，李瑞芳开始了他的署名举报之路。

　　在李瑞芳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他的众多格式不一，内容大致相似的举报信，以及他举报时发挂号信的收据。据李瑞芳的说法，从2000年9月30日他发出第一封举报信开始，直到他于2001年6月被抓，前后9个月的时间里，他向中央、省、市有关单位一共寄出了150多封署名举报信，举报劳动局那位领导和区政府另一位领导的经济腐败问题。“让我吃惊的是，很多举报信最后都落到了被举报人手里。”

　　记者问：“你为什么要署名举报呢？你不害怕报复吗？”

　　“我因为在查账过程中掌握了他们腐败的真凭实据，线索和事实都非常清楚，所以我敢担责任，敢署名举报。加上我这人做事不愿意藏头露尾的，所以就署名了。”

　　而李瑞芳的举报不是如泥牛入海，就是辗转到了被举报人的案头。李瑞芳回忆说，2001年4月，区委一位领导让他“别再告了，没意思”。李瑞芳答应了。

　　两个多月后，李瑞芳锒铛入狱，理由是“私分国有资产罪”。

　　蹊跷的判决

　　2001年7月4日，河北省唐山市检察院决定逮捕李瑞芳，理由是李涉嫌私分国有资产罪。

　　2002年11月30日，唐山市滦南县人民法院一审以被告人李瑞芳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2002年2月26日，唐山市中院维持了这一判决。

　　法院判决书说，李瑞芳在担任新区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期间，将公司收取的应上缴财政的劳动力市场中介费、房屋出租费等部分资金截留转入公司账外账。1999年12月11日，李召集经理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以住房补贴名义，将账外账中42万元发放给公司13名正式职工。对这一事实，李瑞芳并没有异议。

　　法院依据这一事实，并根据新区财政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劳动服务公司财产的证明和新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颁发的证书，认为劳动服务公司属“事业单位”，其财产是“国有资产”，并认定发放补贴的行为违反了国家规定，遂作出上述判决。

　　李瑞芳辩解说，自己并没有领取一分钱，且发放住房补贴的行为，符合国务院1998年《关于城镇住房改革的通知》精神。1994年至1998年间，新区28个党政部门曾以不同形式分发了每人4至5万元的购房补贴，劳动服务公司前任干部也每人发了购房补贴3万元。

　　律师辩解称：依据国务院行政法规规定，劳动服务公司是集体所有制单位，其财产归集体所有，李瑞芳的行为不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

　　记者找到了关于《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规定》的国务院第66号令，这份1990年11月22日由李鹏总理签署的行政法规第二条规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是承担安置城镇待业人员任务、由国家和社会扶持、进行生产经营自救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

　　清华大学法学副教授周光权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该判决有问题。周说，私分国有资产罪必须是违反国家规定，将国有资产私分给个人的行为。首先，这种私分钱款的名义，必须是没有任何法律政策依据的。本案所涉及到的住房补贴问题，符合国家关于房改总的精神和趋势，原则上是可以的。如发放过程中存在程序缺陷，也不能简单地认定为犯罪。其次，在认定一个企业性质的问题上，确实应当由有关机构来作出界定，但这个界定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否则是无效的。对一个按照行政法规规定不属于国有资产的企业财产宣布为国有资产，也不符合宪法保护财产权的精神。

　　曲折的采访

　　11月21日上午，记者来到丰润区委宣传部。宣传部帮记者接通了被举报人之一的区劳动局领导的电话，对方称不想说什么，挂断了电话。区委领导也因工作忙，没有时间接受采访。

　　11月22日上午，记者来到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院办公室苗副主任告诉记者，院里开大会，不能接受采访。

　　记者又来到唐山市检察院孟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的办公室，孟局长介绍记者去找孙副局长。孙副局长介绍记者去找原来主管该案件的张良波处长。张处长说：“你可以去法院看案卷。法院现在判了李瑞芳的刑，就说明我们这个案子办得好！”

　　但在检察院一楼，一位身着检察官西装，佩带检察官徽记的男士得知记者意图后，拉到一个角落里说：“你别费这个心了，李瑞芳的案子我们心里都有数。但领导让整他，谁敢不做？至于举报，有人想保那些人，怎么举报也没有用的。”

　　11月22日，记者来到唐山市委宣传部，提出采访中级法院和市纪委。外联处干部杨小松称，对李瑞芳案件，已经有几家媒体的记者采访过，但“当我们向他们通报了真实情况后，他们就没有再报道了。”记者请其介绍一下他所说的“真实情况”，杨称自己并不知情。杨小松表示，能否安排接受采访，需要一点时间，他表示在当天下午会给记者一个确切的答复。但直至记者发稿，仍未得到任何答复。

　　与在市检察院经历类似的是，在唐山市委大院，一位自称是市委机关干部的人对记者说：“我知道你们的好意，但你们记者这样做，不但对李瑞芳没有好处，反而会害他。因为整李瑞芳是领导意图，你们报道得越多，领导越不高兴，李瑞芳就越倒霉。唉，都怨李瑞芳自己，谁让他这么卤莽地举报啊！”

　　在记者结束采访时得知，李瑞芳案件已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再审。(本报记者 陈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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