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南京大屠杀65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祭奠广场上，一条印有大屠杀幸存者和重要证人脚印的铜板路已经开始铺设。报纸上发出一张65岁老人周文彬的脚印照片，当时还是婴儿的他，被日军的子弹打掉了三个脚趾。

　　同样是在南京，以大屠杀为历史背景的电影《五月八月》还没有上映就刺痛了许多人的心灵。这部电影的广告招贴画，主题为“第一部揭露中国女性被奸杀的南京大屠杀电影”。

　　这是大屠杀65周年纪念日前夕的南京新闻。幸存者脚印之路的铺设，当可永作惨痛历史的警示，也表明我们绝没有忘记那一段历史吧；然而“奸杀电影”的宣传却表明，盛世大合唱之时言及的屠杀，在某些人心中不过是一个可供开发的卖点而已。

　　招贴画是片方印制的，南京的影院只是照单贴出而已。“片方认为女性在大屠杀中遭奸淫杀害是事实，影片对此也进行了揭露，这样宣传并无不当”。影院方面又怎么认为呢，他们照单贴出，当然是接受了片方的观点。

　　假如依样画葫芦，美国犹太人斯皮尔伯格的影片《舒伯特的名单》，就应该被定位为“第一部揭露犹太女子被迫裸体进入毒气室的纳粹集中营电影”了。中国人遭受了屠杀，并不是特有的，但把表现屠杀的影片定位为“第一部奸杀电影”却是特有的。

　　北京有过以鬼子兵装束打扮服务员的餐馆，广州有过以汉奸装扮进行服务的酒店，恶梦醒来果然便是心神俱爽的早晨，寓教于乐也好，寓乐于吃也好，反正“鬼子”“汉奸”担当了娱乐众生的重任。我们遭受过侵略，并不是特有的，把侵略转化为娱乐活动却是特有的。

　　南京沦陷时是中国的首都，侵略者以尽兴杀戮庆祝“中国的覆亡”。南京作为中国的象征而承受杀戮，南京军民作为“支那人”的代表而血流成河。但印象中，纪念大屠杀的似乎只有南京，其他的城市没有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如果南京大屠杀也存在一个“定位”问题，可以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不过定位为南京城的“城难”。我们有过国难，这不是特有的，把国难缩小为“城难”却是特有的。

　　今年早些时候，南京还提出了“大屠杀纪念馆欲改名‘国际和平中心’”的建议。提出建议的是南京市部分政协委员。他们认为“值得纪念的并不是‘大屠杀’本身。纪念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世界和平的重要基地，改名为‘中国南京国际和平中心’意义更为深远”，这一建议因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而搁置。不过从建议的出现，还是可以看出，即便在屠城之地，大屠杀是否值得纪念也有了新的意见。

　　在中国，“光荣”和“胜利”的纪念，多是大张旗鼓，而惨痛与失败的纪念却是少的。惨痛本身是不值得纪念的，光荣与胜利才是值得纪念的，这种想法正是惨痛的纪念少而收敛、光荣的纪念多而张扬的原因。多少创深痛巨的历史，因而渐渐化作娱乐的源泉、笑料的仓库。

　　人不能也不必永久沉浸在苦难创痛之中，走出历史悲情是完全应当的，但替代悲愤与悲苦的应该是理性。戏说与搞笑，也不妨偶尔有之吧，但永远的邪皮涎脸，“化悲痛为搞笑，化惨剧为儿戏”，就是不折不扣的“贱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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