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京(北京)

　　干部年轻化要动体制

　　最近一段时间，各地政府正在换届，干部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新陈代谢，本是自然规律。干部队伍也应如此。自上世纪60年代始，“干部年轻化”就提上了日程，多年来，一直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大再一次强调：要“打破选人用人中论资排辈的观念和做法”，“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工作力度”。

　　中央之所以高度关注干部年轻化，也说明解决这个问题，目前还有难度。

　　现行的干部体制，有两个特点：一是隐形台阶多，二是能上不能下。比如现行地方干部的级次，大方面说只有四个台阶，即省、地、县、乡。但隐形台阶，却不胜其烦。以一个乡干部为例，从副乡长到副书记，到乡长，再到乡党委书记；然后拾阶而上，从副县长，到副书记，县长，到达县委书记，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副职提正职，要在副职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上级副职，要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3年以上，也就是说，不出任何闪失，副乡长当上县委书记，需要17～20年时间，而当年30岁左右的的年轻人，现已年近50，距县级干部“一刀切”(53岁)，已所剩无几。倘再往上推，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至少又是13到15年，届时，即使不是“廉颇老矣”，也错过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创造力最旺盛、工作最能出成绩的时期了。这就好像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爬泰山，山路18弯，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一路下来，早已头生白发，从中年到老年，却才发现刚爬到中天门，距离南天门，还山高路远，此时恐怕已是力不从心了。

　　干部队伍老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转岗难，分流更难。1998年启动新一轮机构改革，当时政府最感头痛的就是人员分流。部级干部，派进大企业，做稽查特派员；司局级干部，部分分流到省市仍然为官；处级干部，国务院让他们去念书，而且是带职离岗。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离开干部岗位，但待遇不变，俸禄照拿。结果是，机构改革轰轰烈烈，可财政负担分文未减。何以如此？说到底还是人们不愿离开干部队伍。其实也难怪，目前体制下，人们要当官，确有理由。比如一个处长，当年大学毕业进机关，本就打算干一辈子的。多年来，他耐住了机关的清贫，抗住了下海的诱惑，副科、正科地熬，好不容易熬到了处长，可如今，一下子要削官为民，叫他如何想得开？也许他那帮同学，有的发了财，有的当了教授；而他人到中年，一介“贫民”，经商没本钱，教书没职称，科研没技术，打工没面子，只能呆在机关里不走。可问题在于，我们的干部职位，是金字塔形的，职位越高，平台越小，前面的不让路，后面的就上不来。而干部任期，一届就是5年，两届就是10年，如此一耽误，干部老化，自是在所难免。

　　为着干部年轻化问题，多年来，党和政府下了不小功夫。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整体换班。这种大面积新老交替，对干部队伍年轻化，确能立竿见影。在特定时期，也势在必行。但如果从体制角度看，整体换班，必然导致整体老化。比如80年代初期，我们就曾用这种方式搞过“年轻化”，当时干部平均年龄，大约降到40岁上下。但时过境迁，20年过去了，当年年轻干部，现已年近花甲，又到了要年轻化的时候，又需来整体的新老交替。世上的事，有利必有弊。整体性的交替，难免拔苗助长，矮子里选将军。因年龄卡着，有领导才能的，超出年龄就得下去，而没有领导才能的，也可能由于年龄优势被提上来。过去就有这样的例子，一个中学化学老师，一跃成为县长，本来他平日摆布的是瓶瓶罐罐，忽然改行为官，面对全县几十万人要吃饭，自然是摸不着北。而53岁的县级干部，按规定就得退居二线，这无疑是一种资源浪费。53岁，正值年富力强，50多岁能当好省长，当然更能当好县长。管一个县，总比管一个省的担子轻得多。

　　其实，中国的干部年轻化，出路在体制创新。最根本的，就是撤除隐形台阶，把山路18弯，改为直路上山。比如，容许优秀的县长直接做市长，优秀的县委书记直接当市委书记。同时，使用干部，还要不拘一格。现在用干部，比较强调基层经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需从乡镇做起。比如抓市政建设，抓科技，抓工业，抓财政金融，乡镇出身未必有优势。所以，用干部，要考虑基层经历，但不能一刀切，惟基层方用。如果对专家型干部，不搞论资排辈，而让其坐索道到中天门，那么这些人爬起山来，必是如虎添翼，后劲十足。如此，不仅可以改善干部结构，而且可大大加快干部年轻化的进程。

　　此外，为了让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政府还应支付成本，打通“退出渠道”。比如：可由政府出面，为公职人员设立“公职金个人账户”，根据贡献和收入对等的原则，按不同级别，大幅提高职务津贴，并把职务津贴，作为廉政抵押金，计入个人账户。待其将来退职时，准予一次性提取。有了“公职金”，干部离职虽然舍了一头，但也获得了另一头，经济上能得到补偿，人们何必一条官道走到底呢？若果如此，一方面撤台阶，一方面给退路，进退并举，双管齐下，干部年轻化必能水到渠成、指日可待也！

　　选任干部要负连带责任

　　毛泽东同志早年就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老百姓也有一句俗语：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两句话从不同层面，都揭示出同一个道理，即“干部”的极端重要性。

　　既然干部的作用举足轻重，那么如何选拔干部，人们自然不敢小视。我们的干部选用条例，几经修改，逐步完善，但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却总是久治不愈。典型的有任人唯亲、卖官鬻爵等。比如政治暴发户李真，案发前是河北省国税局局长，短短七年时间，在一片质疑和反对声中，硬是从秘书跃至正厅，何以如此？就凭他是省领导秘书，近水楼台先得月。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其“官”经是，“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休没本钱。”本着这种想法，在其任职三年内，他直接提拔调整干部，达6批287人次，而他自己，因卖官迅速致富，成为福建贫困县里的“百万富翁”。原深圳南山区委书记虞德海大权独揽，南山区的干部工作成了他结党营私、发财致富的工具。原南山区副区长魏振雄素质低下，一张口就结结巴巴，无才无德，但由于在虞德海面前忠心耿耿，善于为他办私事谋私利，因此受到虞德海的破格重用，短短几年就从区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提为劳动局长、区长助理，不久又提为分管财政的副区长。魏振雄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后，在交给办案人员的一份100字左右的交代材料中，竟有20多个错别字。

　　这些不正之风，虽是个案，可也暴露出体制缺陷。最突出的问题，一是少数人选人，二是没有连带责任。看看这些年，每逢干部犯错，我们一般都是严处当事人，或撤职查办，或劳改判刑。但再往深里追究，这些人是谁提拔的？倘若提拔前就劣迹斑斑，那么提拔他的人，是否也应负一定责任？即使没有权钱交易，至少也有失察之过。用错干部可不是小事，群众错，错一个，干部错，错一窝。因此对选人的人，必须强化连带责任。

　　为什么现在任用干部，很多人都想插手？人事任免权，为何会寸土必争？说到底，就是因为推荐选拔干部，只享用权利而无须承担责任。如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想管的人就不少。企业工委要管；组织部门要管；人事部门要管；主管部门要管；原来国资局也想管。设想一下，假如我们规定管人要负连带责任，人们还会你争我斗，乐此不疲吗？

　　其实，权力是一定要制衡的，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中央所以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所看重的，就是公司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在规范的公司制企业里，至少有三大权利主体，一是股东大会；二是董事会；三是总经理(副总经理)。尽管这三个权利主体的权力都很大，但都受约束：股东大会尽管是最高权力机构，但每个股东的饭碗却端在“市场”手里，如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失败，投资就要打水漂。所以股东必须看住董事会；同理，由于董事会是受股东会委托经营的，如果玩忽职守，决策失误，股东会砸其饭碗。总经理是由董事会授权经营的，如果经营指挥失误，业绩差，董事会也要砸其饭碗。管理层尚且如此，企业员工自不待言。

　　公司制企业的权力制衡，说白了就是强化连带责任。事实表明，这既可以提高监督效率，又可以节省监督成本。笔者有个熟人，是某银行信贷部经理，前几年，由于手中有权，像佛爷似的被人供着，弄得贷款满天飞，至于钱能不能收回，从没动过脑子。去年见他，他正愁眉苦脸，一打听，原来是银行推行贷款责任制，要求谁放贷谁收回，贷款出现风险，要终身负责。过去放出去的贷款，一下子成了心病，没办法，八小时外多了项工作——催款。但借钱容易催钱难，如今欠贷的成了佛爷，他得反过来把人家供着。看来，贷款责任制的实行，不仅可以规范放贷行为，而且能够减少银行风险。

　　回到干部问题上来，既然连带责任能强化监督，制衡权力，那么我们何不把它引入到干部选拔中来呢？所幸的是，“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已明确写进党的十六大报告。万事俱备，只待东风。我们衷心希望用人部门，从大局出发，勇敢地站出来吃螃蟹，把选人用人的连带责任制度尽快启动起来。

　　考核政绩要有新标准

　　当干部要看政绩，故大凡为官者，通常都很关心政绩考核。然而关心的人越多，政绩考核的标准就越显重要。在政绩考核方面，我们有经验，但也有教训。计划经济时期，上级重产值，轻效益。于是下级就不惜代价，追求产值。为了增加产值，拼命上项目、铺摊子。今天人们批评的那些盲目上马现象，其实与“重产值”的考核方法不无关系。据报载：豫西有个豫灵镇，人口6万，干部为了追求政绩，借钱上项目，负债竟达1亿多元，人均债务1600多元。按目前还款速度，还清债务至少需要100年时间。如今，这些项目终因背离市场规律，只能昙花一现，“政绩工程”成为典型的“害人工程”。再有，就是数字造假。由于上级要看产值，比数字，能借到钱的，纷纷上项目；借不到钱的，就做数字文章。湖北有一国家级贫困县，集老区、库区、贫困山区于一体，整个库区，十多万库区移民，年人均纯收入才1100多元，然而数字造假，却使该县一举成名。1996年，工农业总产值同比激增20亿元，增幅38.4%，农民人均纯收入猛增713元，增长47.7%，1997年进入湖北省经济综合实力十强县；1998年工农业总产值过百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545元，蝉联十强县之冠。数字造假，当官得了好处，群众却苦不堪言。

　　看来，对政绩考核，确有再研究的必要。政府应有哪些业绩呢？这显然与政府职能有关。朱总理不久前与中外记者见面答记者问时指出：现在我们很多领导同志，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是什么并不清楚。政府做了很多不该由政府做的事情，而该做的事情又没办好。他说这种现象，是政府的角色错位。倘是如此，政府扮错了角色，做了不该做的事，再苦再累，也就与政绩无关了。

　　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写到，政府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和帮助贫困人员。

　　明确了政府职能，考核政绩也就有了依据。看一届政府是否称职，重点也就看四个方面：一是国家安全：对地方政府来说，保证国家安全，主要是看社会稳定状况。比如对当地黑恶势力、非法组织，是否打击得力；二是维护司法公正：就是看是否存在司法腐败，是否存在人为的冤假错案；三是弥补市场失灵：由于市场失灵起因于信息不对称和公共产品，所以考核政府政绩，一方面要看政府对假冒伪劣商品能否重拳出击；同时还要看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四是扶贫。对此，既要重点考核社保体系是否健全，又要看普九教育的落实情况，因为保证贫困家庭孩子受教育的机会，是扶贫的一项重要内容。

　　除此四大职能以外，现行一切与政府职能无关的指标：如产值、利税、项目等等，都要坚决予以废止，惟有如此，政府才能真正放手做自己的事，到位而不越位。(作者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

　　《南风窗》年终特稿--2002年政经大事盘点 目录

　　一、中国选择“橄榄型” 赵晓(北京)

　　二、社会保障进退惊心 本刊记者 赵义

　　三、传媒之眼看腐败 本刊记者 章敬平

　　上篇：制服之乱

　　中篇：腐败之相

　　下篇：反腐之源

　　四、“官改”从哪里来？ 王东京(北京)

　　五、让法理念融入民情--写在“八二宪法”颁布20周年 萧瀚(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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