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

　　《英雄》已经或即将在京沪穗首映。目前围绕这部电影的批评声音大体有两类：一是对该剧本身的批评，一是对该剧 宣传的批评。

　　对《英雄》本身的批评，主要是说其形式大于内容，并且受到挤压的有限内容(思想)也值得商榷：是否一个帝王可 以打着兼济天下苍生的旗号而大肆杀伐？由此可以看出张艺谋的骨子里藏着为霸道张目的奴性。还有一种观点更指张艺谋不会 叙事和抒情，即便可以原谅其思想的谬误也不能原谅其导演基本功的欠缺。

　　对《英雄》宣传的批评，包罗的就相对广一些。比如说《英雄》班底抵穗宣传时耍大牌摆乌龙；比如有人以第三只眼 看出《英雄》的市场不容乐观以及张艺谋为此而失魂落魄；比如有人批评《英雄》的宣传秀玩得太过火，特别是对张艺谋这样 的文艺片导演来说尤其如此云云。

　　这两类批评其实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即都肇始于市场与思想之间错位的纠缠。换句话说，批评者是看不惯一个曾经 纯粹的思想者在商业社会里为求认同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特别是他居然把市场秀玩得这么地道，而他本该是拙于此道的，本 该是商业原则的受伤者。

　　显然，自出道那天起张艺谋就被视为思想家型的导演，张和他的电影也被视为1980年以来先锋文艺思潮的重要元 素，因此当他拍出了《一个也不能少》等也许是有意应和主旋律的电影后，便招致诸如向商业社会妥协的批评。而《英雄》则 是一部彻底商业化的片子———张艺谋自己也承认，那些有思想崇拜的人士当然忍不住要说道说道了。张艺谋思想上的“堕落 ”又直接影响了他宣传自己电影时的公众形象。有人就是心怀此种怨怼而对其一举手一投足都不惜施以冷嘲的，甚至缺乏起码 的礼貌(在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其实，文艺作品的首要功能是审美，教化只是一种附带的效果，因而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误读了张艺 谋，也许他在拍摄那些被视为深刻的电影时并未怎么考虑思想。事实上，学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对电影的纯美(感官愉悦)一直 是很执着的，只不过在《英雄》里表现得更突出一些而已。

　　另外，接受思想教育和进行思想消费是一个意思，不能说前者就清高后者就低俗。实践表明，思想文化的传播必须借 助于商业渠道才能进行，酒香也怕巷子深，再好的东西如果不让人知道也没用，而宣传当然要讲求技巧以便达到理想效果。在 这方面，台湾的李敖就是个典型。

　　对于《英雄》的不当批评，也许就是缘于文艺上的误读以及这种误读在市场中的错位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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