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西柏坡

　　本刊记者橡子

　　2002年11月15日，快临近正午的时候，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胡锦涛向他们招手。出生于1942年12月的胡锦涛在那一天当选为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人们得知，就任总书记的第二天，胡锦涛主持了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全体会议，专门对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进行研究部署。会议还研究了政治局工作分工和加强政治局自身建设的问题。所有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要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真正做到鞠躬尽瘁、竭尽全力。

　　从新华社的报道中可以了解到的新任总书记的活动还包括：

　　11月16日，出席纪念罗荣桓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11月27日，会见芬兰总统塔里娅·哈洛宁；

　　12月2日，主持政治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2003年经济工作。通过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

　　12月2日下午，会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

　　12月4日，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宪法“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上述这些活动都是在北京，而且不少属于例行。而到了12月5日，总书记离开了北京，冒雪到位于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学习考察。这次考察，估计为胡锦涛履新后的首次离京出行，而西柏坡亦是离北京最近的革命圣地。

　　正如各大传媒已经报道的，胡锦涛西柏坡之行的主题词是“艰苦奋斗”这四个字。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在各种成就宣传一派莺歌燕舞的形势下，胡锦涛的讲话无疑传达出更确切和厚重的意蕴。

　　重温西柏坡精神

　　西柏坡为中共中央旧址。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在这里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作了几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但西柏坡精神并不局限于此，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它还包括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种精神始于井冈山，延续到瑞金，毛泽东就是在那里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以后，这种精神集中地体现在延安，再到西柏坡。

　　在西柏坡，朱德多次帮老乡拉耧种地，收麦割秧，还给老乡赔鸭钱。1948年秋，年轻的理发员曹庆卫被埋在冲塌的窑洞里，不幸牺牲。出葬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出现在送葬的人群中，他抬着普通战士的棺木，神色沉重。也是在西柏坡，董必武看着夫人纺线的身影，随口吟出了“捻手巴掌握手拳，看时容易做时难”的诗句。那时党的领导者住的都是简陋平房，内中一床、一桌、一椅、一柜、一书架而已。任弼时的寝室内铺着在延安大生产时织的破旧毛毯，刘少奇的房间里放着跟随他转战南北的白茬旧木箱，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就在当初中央工委建造的大伙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特赦后曾来到西柏坡，他走进作为大决战指挥所的小平房，感叹到：“国民党当败，国民党当败啊！”

　　应该说，在入京前，党的领导者是十分清醒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接着，他讲出了那段著名的话：“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建国之初，毛泽东提出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1956年11月15日，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到，1949年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他又说：“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毛泽东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决计想不到，几十年后，在中国的一些城市，挂解放军牌照的车辆已经成为特权的象征。

　　究其一生，毛泽东是很强调精神作用的。他的话有时很风趣，有时又很尖刻，但含义是清楚的。他在批评党内“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的现象时说，“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2/3的心2/3的意为人民服务。”他讨厌那种“靠官，靠职位高，靠老资格吃饭”的风气，要求“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他还说“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

　　邓小平、江泽民与艰苦奋斗

　　对艰苦奋斗，邓小平也高度关注，他说:“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60至70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邓小平的突破之处在于，他还把艰苦奋斗的作风建设和正确处理党政关系、转变党的领导方式结合起来来考虑。在邓小平看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不但容易造成严重官僚主义，而且容易使一些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腐化堕落。他强调党不能成为高居于国家机关之上的超级权力组织，不能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早在1957年4月，邓小平就发表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讲话。他讲到，“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他反对“命令主义”，并且举例说，在山西，农民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管得太多了”。“我们到晋南，当地领导机关规定八月初五棉花打顶尖，不够尺寸不准打顶尖，干部拿上尺子到地里量着打顶尖，照办了的每亩收棉40斤，没照办的每亩收棉50斤。这叫什么先进经验？”邓小平还讲到，“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人家承认不承认是另外一回事，不承认也不要紧。如果你合格，人家不承认也合格；如果不合格，人家承认了也还是不合格。归根到底在于我们自己。”(《邓小平文选》一卷270页)

　　艰苦奋斗的主题，在江泽民那里得到了继续的发扬。1991年9月21日上午，他乘坐一辆没有警车开路、也没有警卫跟随的面包车，来到西柏坡纪念馆。贵宾接待室里，每人一杯茶，没有水果，也没有糖果。那天，他留下了“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题词，当时是横写，纪念馆希望竖写，他回北京后就又专门写了竖款的题词，并派专人送到西柏坡。

　　到了江泽民主政的这个时代，党的建设面对的一个新的重大挑战是腐败，众多腐败现象中又以“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为“最大”。江泽民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也因此，在他的讲话中，艰苦奋斗经常和反腐败并提。1997年1月29日，他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讲话的题目就是《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六种情况，说明“党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传统、好作风，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淡忘了，有的甚至已经丢得差不多了”。

　　一是挥霍公款，吃喝玩乐。有的领导干部经常出入豪华酒楼、宾馆和夜总会之类的高消费娱乐场所，一掷就是千金。有的甚至堕落到用公款赌博、嫖娼。有些所谓的“培训中心”、“疗养院”、“驻京办事处”，实际上成了大吃大喝的场所；

　　二是购买小轿车和通信器材过多过滥。有的地方和部门财政状况紧张，连发工资都困难，而领导干部却人手一部“大哥大”；

　　三是超标准修建办公楼，用巨额公款购买或装修领导干部住宅。有一个市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公司的两名领导干部，在企业经营困难、职工住房紧张的情况下，竟然用公款270万元为自己购买住宅；

　　四是名目繁多的纪念活动，滥发纪念品、礼品；

　　五是各种各样的会议，不分必要与不必要，多得成了灾。而且开会地点大有讲究，不少是到风景优美的地方，或者气候宜人的地方，到青海这些地方开会的就不太多；

　　六是违反规定，滥发各种补贴、津贴，数额之大也是惊人的。

　　江泽民看到，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必然随之提高，这是正常现象。所以他说:“我们不是反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共产党人奋斗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反对的是脱离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过高的消费，反对的是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和损人利己。”而且，更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综合国力还不强”、“全国还有5800万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大概有几百万职工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下岗待业的人员增多”的国情，“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同志和广大干部，更应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没有任何理由铺张浪费，挥霍国家和人民的钱财。”

　　到了2001年9月，在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被视为党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则被看作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决定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

　　人们还注意到，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了“生活作风”问题。他认为，党员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不是小事。领导干部必须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还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后面这“三讲”，都和作风问题息息相关。倘若把这“六讲”作为一面镜子，党的领导干部，不知有多少借镜自照时能够问心无愧？

　　全面小康的政治意蕴

　　12月5日下午，新任总书记一行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当年中共领袖们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的时候，他还是个六七岁的孩子。如今，他已成为党的新一代领袖。看到图片上挑着扁担、推着小车艰难行进的支前大军，他感慨道：“正是依靠人民的支持，我们党的事业才获得了不断胜利前进的基础。”在土墙泥顶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场，他说：“我们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位领导干部做起！”他还要求党的干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样的意思，一年多前，他在一个座谈会上也讲过。当时他说，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艰苦奋斗是党的传家宝。

　　相信很多人都会把胡锦涛的西柏坡之行，看作这位新的领导人不忘党的历史传统、坚持群众路线的一个象征。的确，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在关系到党的宗旨的问题上，他们的思想和态度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把艰苦奋斗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待它的意义。这就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背景。

　　“小康”一词虽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国际上并无一个确定的标准。按照世界银行对全球188个下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综合统计值，这个标准只是一个区间，比如说，从800美元到3000美元。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一些城市的人均GDP达到了3000美元，甚至4000美元以上。可以说，它们其实已经是“全面小康”的水平。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把“全面小康”作为未来20年的战略目标？这里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大概是，目前中国的小康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均衡的小康，远远不能使人满意。

　　低水平：中国去年人均GDP 900美元，今年接近1000美元，但还只相当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1/4左右的人口还达不到这个水平。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大致为2～3万美元。

　　不全面：目前的小康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而对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关注不够；即使在生存需要方面，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不均衡：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发展水平不均衡。

　　三种问题之中，最突出的是“不均衡”。

　　例如，就地区不均衡来说，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1年中国工业的增长主要靠广东、江苏、山东、上海和浙江这五大地区支撑，其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48.5%。西部地区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71%，人口占全国的28.6%，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国的17.1%。甘肃省委书记宋照肃说，没有西部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稳定的小康。他以甘肃为例，“2000年，全国已整体实现小康，而甘肃省小康实现程度仅为72.83%，如果按现有的发展速度，要到2010年才能整体实现小康，比全国晚了整整十年。”

　　就城乡不均衡来说，这是举国关心的大事，但要消除分化问题，看来殊非易事。一位学者说，“农民完全处于劣势”。“农产品贱价，劳动成果流失；种地不赚钱，土地流失；转到城里打工，却又下岗；劳动力往城里流，农村的钱也往城里流；极少数优秀的、能上学的或能做生意的，也流失到城市去；最后，连美女也流失。18岁的姑、14岁的妞，都被城市的工厂、酒店、餐馆、娱乐场所吸收去了，等到人老珠黄，成了30岁的阿婶甚至60岁的老妪，才回去农村。结果，许多农村就只剩下‘挪不动的老年，不更事的少年，累得贼死的壮年，恍恍忽忽的青年’。”他警告说：“他们破坏富人，是寻求发泄，弥补受损的尊严。”

　　而谈到收入的不均衡，情况同样触目惊心。中央电视台《老年》栏目不久前连续播放了一对张家口老人进京打工的故事。他们每月只有300多元收入，还要抚养一个七岁的呆傻孙子。这家人常年的伙食就是自己做的面条，冬天腌一缸咸菜，就吃上一冬。北京尚有如此景象，中小城市的情况更不乐观。北京电视台《记录》栏目最近播放了湖北荆州市一个退休工人家庭的生活，这对年近70的老夫妇仅靠300元钱的退休金生活，还要养活一个残废的儿子和一个上四年级的十岁孙女，因此不得不在家中养猪，以便卖猪挣钱。而在另一方面，许多为富不仁的案例层出不穷。坑蒙拐骗的姑且不论，单看看那些贪官的“财富”记录：慕绥新1300万元，马向东2000万元，成克杰4000万元！

　　如果说低水平、不全面、不均衡的小康，已经潜伏着对社会的许多压力，那么，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就业形势的严峻(《洛杉矶时报》甚至用了“中国失业成定时炸弹”的标题)，国有银行呆、坏账的隐忧，国企改革的负担，也将是领导人一刻都无法轻松的挑战。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远不是一个3000美元的经济指标那么简单！

　　作为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将艰苦奋斗这四个字放在全党面前，决非偶然。艰苦奋斗不仅是党的优良作风，实在也是今天形势的必然。

　　“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艰苦奋斗，是对全党的要求，但更重要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的要求。

　　十六大报告的结尾，提到了“忧患意识”：“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

　　这一条，是江泽民特意要求的。9月18日，他主持召开十六大报告起草组全体会议，在会上他说，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繁重的改革和建设的任务，要向全党同志十分鲜明地强调，务必增强忧患意识，务必居安思危，要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压力，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地把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是非经过不知难。江泽民引用过几句古老的格言，给党的领导干部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中国人当然有理由为他们的昨天自豪。但是，当我们少一些轻浮的喜悦，多一些冷静的审视时，就会明白，胡锦涛为什么在履新20天之后，到西柏坡讲了如下的这些话—

　　“我们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决不能停滞。

　　“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肩负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会很多，我们必须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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