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大陆战场，台湾人的战争经验近日成为大家谈论的焦点。突然间，街坊书市台人的战时回忆录大为畅销，国民党党史会里，前往调阅战时台湾资料的媒体及研究者络绎不绝。在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发生前，台湾并非中日战争的主战场，台人对“祖国”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大战，印象如何？有别于大陆战场，台人的战时经验果然尴尬？透过当时在台日本媒体，及老人们的口述记忆，或可令我们细细深思……。发动中日战争，是谁的责任？

　　民国二十年，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政府在台的宣传机关报《台湾日日新报》，有这样一幅漫画：身着唐装、脸孔扭曲成一团的“南京政府”，一手拿着长箸、另一手则遮脸做痛苦状，他正在炸甜不辣。“南京政府”的眼睛，被油锅中冒出的油烟，熏得张不开眼，“满铁事件”、“中村大尉”、“万宝山”……，一个个写明这些事件的“甜不辣”被丢进油锅中，“满蒙问题”则是沾料。《台湾日日新报》的寓意很明显：油锅已经沸腾得不得了、岂能再丢进“甜不辣”？“南京政府”被油烟烫得遮脸喊痛，是咎由自取！

　　日本公民台湾人

　　终战五十年，再来看这则殖民地时期的宣传漫画，对中国人来说，百味杂陈之余，也生出好奇之心：对日本政府的宣传手法，当时的台湾人民如何看待？是信，还是不信？好比中日战争期间，被征召入伍的台籍日本兵一样，一直到现在，他们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同为中国人，两军作战，向祖国开火，心中难道没有矛盾与挣扎？”

　　在问这些问题以前，许多人均忽略了一八九五年清廷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事实。条约中言明：台澎诸岛永远让予日本。而当战争开始的一九三七年，台湾人已被日本人统治了四十余年，至少已更迭了两个世代以上。虽然这其间，对祖国及日本到底应如何对待，时时萦绕在多数台湾人的心胸，但除如雾峰林献堂等少数士绅阶级外，大多数台湾人，在日本的高压统治下，“无势的人，对日本人的宣传并无反抗的能力，”台湾史学专家林衡道说。“曾经做过日本公民的台湾人”，近几年，台湾各界敞开心胸，来讨论这特殊的台湾经验。“回到历史原点，才能体会那一代人的心境，”近几年积极整理宜兰人战争经验的宜兰复兴工商专校日文老师张文义表示。

　　为红豆包子游行

　　教科书上的八年抗战，是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捍卫国土的历程。但对如今六十岁以上的台籍人士而言，“九一八”、“一二八”及“卢沟桥事变”，在当时是遥远的，“满洲、上海”，及日人所称的“支那事变”，从辞汇到内容，他们与大陆籍老人对战争的理解，显然有所不同。卢沟桥事变，他们体会不到“全民奋起、对日抗战到底”的激昂，南京大屠杀，没人知道日军杀害三十万平民的残暴；相反的，“学校、机关放假一天，大伙儿分旗子、提灯笼上街去游行，吃红豆包子庆祝捷报，”宜兰老人蓝金兴说。如此欢欣鼓舞地庆祝日本战胜，说来并不意味着欢喜“祖国”被侵略；在物资匮乏的当年，“想吃红豆包子实为最大主因，”蓝金兴说。当时人们了解战情的来源，主要靠收音机。研究显示，大战是当年收音机工业大兴的主要原因。林衡道也表示，日本发动战争之后，收音机是台湾居民最仰赖的讯息来源。“富有的人自家拥有收音机，穷苦的人则从公众的广播塔听消息，”林衡道说，这类的“放送塔”，如今台北新公园还保留一座。

　　侵略有理？

　　收音机外，殖民地政府的主要宣传管道，是日本人编辑的“台湾日日新报”，这也是传达当时总督府讯息的主要来源。“北大营华兵袭我守备队、我军应战占北大营一部”、“奉天事件发端在华军毁铁道线路”、“奉天东北军八千人，我军猛击一举溃走”、“关玉衡部下杀害中村大尉□□荣臻式答森岗领事”、“防止事件的扩大，是我(日本政府)努力的方针”、“为了维持我军的威信，有必要严惩(华军)——杉山陆军次官的声明”等。“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共四页的“台湾日日新报”，全版尽是有关东北战情的报导。大小标题反映的重点无非是“战争，非我日本政府所要，实因中国人的节节进逼(华军袭我、毁铁路等)，事后，日本军已在刻意防止事件扩大，为维持威信，才‘严惩’敌人，而且，日军英勇无比，一猛击就使中国军溃走。”在日本政府刻意传达的讯息中，中日战争系“师出有名”就对了。

　　谁节节进逼？

　　说起来讽刺，“九一八事变”的真实状况，当时在东北亲身经历的人，或许都还有记忆。与日本媒体的报导相反，事实上当时日军才是节节进逼者。“当时派驻在沈阳的外国记者都有一些疑问，如“‘为何日本人要在中国军营附近举行黑夜巡逻？’(北大营离南满铁路很近)，‘中国兵要毁坏铁路，何以偏选在中国军营附近？’”以“战时日本报业统制之研究”为论文的文化大学硕士黄冠超，引用当时的报导指出，民国二十年的国际媒体如瑞士“日内瓦报”、德国“地方导报”、美国“纽约世界电讯”等，均在报导中直接提出对“九一八事变”的怀疑。当时台湾人对“九一八事变”的看法呢？“知识份子知道的较多，”林衡道指出，他们从报纸看到、日本友人听来节节升高的战情中猜测，中日势必一战，心中虽然惶恐，但对大局显然是无能为力的。相较于所谓的“士绅阶级”，大多数的台湾人关心的是生活。吴浊流的《台湾连翘》指出，“九一八”时，台湾非常不景气，“失业的人到处都是，台湾青年只求出国，无论好坏，总想从台湾跳出去。”

　　张文义也认为，或许对多数的台湾人来说，九一八事变“毕竟是相隔千里以外的战场，”他说，感觉似乎是很冷淡的。青天白日旗不见了！日本官方的宣传管道之外，当时台人接受战争讯息的来源还有被称为“代表四百万台湾人言论立场”的汉文“台湾新民报”。新民报在一九三○年盛况时，发刊五、六万份，读者群是少数的台籍精英。从如今存留零散不全的报纸中，很难窥得“台湾新民报”对“九一八事变”报导的全貌，但从其在事变期间新闻版的标题如：“满洲遍地起风云，日本军(称日军而不称我军)占领奉天”、“张氏通电倡导和平，国家命脉一线仅存、披发撄冠拒容忽视”等，及夹杂在新闻后头的冷语，如“霹雳一声，奉天城头飘扬着日本国旗，不见有青天白日了！”等，明显可看出其“心向祖国”的民族主义立场。

　　在日本高压的统治下，新民报“甘冒大不讳”的作法是极其可贵的。当时新民报股东之一的杨肇嘉在回忆文中指出，九一八时期，他亲眼看到新民报的编辑，为日本侵略祖国痛心愤慨，将所有电文凡“支那”皆改为“中国”；为不侮辱祖国，轻视自己，常与检查报纸的日本警察发生争吵。有时新民报的言论也将“九一八事变”当作国际事件处理，苦口婆心地劝告日本政府，要考虑到台湾的经济情况。两则刊在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新民报“小言栏”的评论，都指出当时台籍精英的想法：“打架两成败”，期许“日华”两军慎思战争的必要性；基于台湾米价惨跌，经济日趋困难的景况，希望日本政府考虑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此类警告战争后果的言论，在这个时期的新民报中，亦屡屡出现。

　　台湾人的“喉咙”失声

　　当时有反省力的台籍知识份子，对日人蓄意发动的这场“与祖国间的战争”，其心情是相当无奈的。“包羞忍辱、草间偷活的心情，和装聋作痴、委曲求全的苦衷，若非身历其境的人，不容易体会到，”当时也是新民报编辑的叶荣钟在他的回忆文中写道：“无地可容人痛哭，有时须忍泪欢呼，”他说，有时这种矛盾真要把人活活气死。

　　当时，新民报的确是台籍士绅很依赖的一份报纸，“要看战情，去图书馆看日日新报；要纾解苦闷，看新民报，”日据时代新文学健将，如今已七十岁的王昶雄指出，新民报真正能反映“台湾人的心情”。遗憾的是，这类代表台湾人心声的言论，随着战局的日益开展，日渐受到箝制。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当局为了强化“皇民化”政策，限令全岛报纸一律废止中文，新民报逐渐丧失发言的空间；一九四一年，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前，新民报又被改为“兴南新闻”，“一切均在军事掌控之下，谈不到自由，更没什么民族思想可言，”杨肇嘉的回忆录指出，台湾人的喉咙，至此逐渐“失声”。

　　严惩的圣战？

　　殖民地政府对人民的宣传，除收音机、报纸之外，利用影片在街坊、学校等处巡回放映也是重要管道。几年前，国家电影资料馆积极寻找这类影片，在已故导演何基明的带领下，在台中县一所国小的仓库内，找到了一批摄制于一九四○年左右的宣传影片，其中有大量关于卢沟桥、八一三事变，和占领南京的影像纪录。

　　“七七卢沟桥事变”，老一辈台籍人士称“支那事变”，是中国对日作战的开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演习，藉口搜查失踪士兵，袭击宛平县，驻军奋起反抗。中国历史教科书上耳熟能详的说法，到了日本宣传片中，成了另一套。《膺惩(严惩)的圣战》，影片一开头的几个大字，明白地表现日本人对“七七事变”的观点。影片的内容指出，日方出兵是因为在卢沟桥上，中国人对其“非法射击”，日军一忍再忍，要求中国军遵守停战协定，但中国片面毁约，于是皇军决定“严惩”中国，不一会儿功夫即占领了宛平等地。画面中，化为废墟的宛平县城、高举白旗的廿九军部队(标题：中国军见苗头不对而溃逃)、光荣入北平城的皇军……，一幕幕画面闪过，呈现的是完全日方的观点。

　　在日本人的宣传影片中，日本军无论酣战多久，画面中出现的永远是“服装整齐、神态自若，将官则指挥若定的样子”，日军既拥有强大火力，又英气焕发，掳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总之日军形象是英勇、美好的；反之，中国兵则老打败仗、无能的；日军进城时，各国侨民及中国市民是“感激至极，留下欢喜的眼泪”。

　　说穿了全是谎话

　　由朝日、每日新闻等媒体制作的这一系列影带，对于发生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南京沦陷也有着墨。但有别于中国人知道的“中国军严守上海，从八月恶战到十一月，日方仍未能打下的‘淞沪会战’”，日方的影片，仅以“战火蔓延至上海，我军奋战”、“壮烈成仁的我军海军航空部队”，两个画面草草带过。而对于日方攻略南京时，滥杀中国三十万人民的景况，影片一个画面也没有；仅以“指挥官劝降，要求中方在中午以前回答”，接着是“南京光华门上日军军旗飘扬”，来表现日军占领南京城的胜利。这类的影片对当时人的影响如何？五十多岁的台南籍李秀记得，她念小学时曾看过这样的影片，“大家都对日军的英勇十分佩服，”她说，对中国兵的无能也印象深刻，她还记得当时在学校常玩两军打仗的游戏，输的人常被称“支那兵”，意思是没用的人。而客籍小说家钟肇政的小说《怒涛》中讲到当时台籍少女对日籍军官的钦慕，与这样的宣传形象或有关系。

　　与影片的观点相仿，当时的《台湾日日新报》大量新闻重点无非说明：在中国军的挑衅、阻挠，及中国人民“侮日、抗日”的行为下，日本人不得不出兵。“说穿了全是谎话，”林衡道回忆，当时台人接收到的讯息约略是：“中国贫穷落后，日本系为了拯救中国、保卫东亚的和平而战。而东亚一方面有英美势力插足，一方面苏俄从北边到中国大陆，若无日本出面，就没有别的力量可反制它。日本打中国，一方面也是‘防共’，”林衡道说，“‘代天打不义’，当时教唱的军歌如是说。”

　　台湾人上战场

　　至于这样的说法，大家相不相信？当时担任小学老师的方坤邕指出，许多人心知肚明，其实知道日军一意蛮干，但也无可奈何。“有时在学校，几个台籍老师私下会嘀咕，‘中国的落后腐败，干日本人何事？’但随即警觉到，这些话少说为妙，于是又噤声不语，”方坤邕说。台湾人怀疑日本出兵的动机，对宣传动辄形容的英勇战绩，也非全然相信。叶荣钟的回忆提到，当时电台每天播大陆的战况，重要的战果均以“大本营发表”为号召，先用军乐演奏促人注意，再播捷报。

　　当时主持台语广播的詹姓台人，惯用一句“撼的碎盐盐”(炸得粉碎)，来形容中国军被炸的惨状。“有一天，有一个乡下老翁在一间店头停脚听广播，当时詹某又再吹其‘碎盐盐’战果，那老翁听得碍耳，于是破口大骂：‘干尔娘，人家的飞机都是黄麻骨缚成的吗？’于是悻悻然地离去，”叶荣钟写道。卢沟桥事变之后，战火烧到上海，跟随着战事吃紧，台湾人民也开始被动员。街上出现了如奉公会(战时日本动员台人的基层组织)的会员，劝说过往妇人缝“千人针”(类似护身符，让战士带出去保平安)；跟日本人一样，一些台湾人也被征调入伍。《台湾连翘》中写道，“有些战士在光荣声中入伍，随即重伤或死亡的消息传来，台湾人才发现，向来藐视中国军队说‘支那兵！支那兵’，事实上好像不是那么不堪一击！”。

　　而当时，也有台湾人组成“台湾义勇队”参加抗日，主要成员是不愿被日人统治、移居到大陆的台湾子弟，以台北县人李友邦为队长，后期还有自日军军营中投诚而来的台湾人。他们陆续加入，人数最多时达七百多人。由于熟谙日语，他们时常协助刺探军情、询问日俘等工作，另一主要工作是提供医疗服务，曾成立四个台湾医院”。但是这一类的讯息，当时台湾的人却无从得知。

　　报导刺激战情？

　　在战情升高时，当时《日日新报》更经常发“号外”、加印以战争照片为主的版面。翻开报纸，持枪挺立在战马之上的骑兵队，驻扎在战地的营房、军士，与敌方谈判的日军将领……，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些图片仍极尽煽情之能事。黄冠超的研究指出，其时日本本土媒体大多已成商业化报纸，为了刺激销路，纷纷以战争照片、前线记事，来刻意夸张战争的惨况，夸耀日军的英勇，甚或有意纵容可能恶化中日关系的报导，并未让日本国民了解战争的本质，或是检讨日本对华政策。这也是促成战争在无人监督下，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之一。殖民地媒体由军方管辖，其景况更无转寰余地。煽情与昂奋成了战争报导的主流，与日本军方的意识同步，《台湾日日新报》成了军方最得力的宣传助手。

　　教“皇民”认识战争

　　殖民地的宣传管道，除仰赖军方掌控的媒体外，还包括当时已具规模的民间动员系统如在乡里素孚声望的保正、保甲书记、街庄役场员(乡镇公所办事员)等。这些政令宣导员家中，除日文报纸、收音机外，也会有一些宣传单、小册等宣传品。宜兰县史馆最近搜集到一本名为《皇民时局教典》的宣传小本，是有关战争问题“答客问”的宣传小册，其中许多问题及回答，颇堪玩味。例如问题之一“蒋介石是何许人？”答案是：“遭英美蒙骗、背叛‘友好’日本，窜逃至重庆的‘老’中国将军。”又如一问：“汪兆铭是何许人？”答案是：他是新国民政府的主席，“支那事变”发生后，他即悟出“蒋介石抗日之不可行，随即溜出重庆……率领中国四亿人民，协助日本，致力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惊讶吗？是的。这本《皇民时局教典》出版于战争后期日军已逐渐失利的一九四三年。对这两位攸关中日战争前途的重要人物介绍，与中国人脑海中熟知的“中国最高盟军统帅”、“受日本扶植的汉奸”等的形象颇有出入，《皇民时局教典》中的叙述，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蒋、汪两人塑造的形象。

　　对国民政府的诋毁与丑化，其实不只存在于这类宣传小册中。七七事变发生的翌年元旦，《台湾日日新报》出版贺年漫画专刊，其中“中国战区最高领袖”蒋委员长被画成瘦巴巴的，成了一只狐狸形象，靠着后头的胖老虎，寓意“狐假虎威”。而曾赴美争取支持的蒋夫人更在四格漫画中，被丑化为口口声声为了祖国做事，实际却向外国人买破飞机赚取差额，以中饱私囊的人。

　　台南李秀指出，当时她念的小学开运动会，通常会在操场跑道前摆两个大水缸，一写着蒋介石，一写着宋美龄，让同学以石头当飞镖乱射。当时她也玩过这类游戏，并不觉得不妥，一直到光复后，她才知道，原来水缸上的“敌人”，要来当台湾人的“总统”了。

　　马鹿不分？

　　其实，在中日战争转折点“珍珠港事变”之后，随着美军飞机的空袭，台湾也跟着成为战场。台湾成为战地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对日军的宣传伎俩，大家愈来愈不相信了。叶荣钟的回忆文指出，当时盟军的B29轰炸机每天九时一定飞临台湾上空，下午三时一定离去。“真是如入无人之境，既无日机迎战，亦无高射炮射击，令人替日本军部平时的壮言难过，”他形容说。蓝金兴也表示，在宜兰飞机场，当时他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驾着一台破飞机，自杀式地去撞美军飞机，然后在空中解体。场面虽然壮烈，但也令人心惊，当时他就怀疑日军难道已到穷途末路？

　　战后对日本的研究认为，当日军陷入长期的泥沼战以后，日本岛国可动用的资源有限，主政者须仰赖高昂的民心士气，以支撑日益见绌的局面。于是，尽管战局已经不乐观，但战区捷报仍源源不断地来。黄冠超的研究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关的战讯，统一由军方的大本营发表。

　　根据统计，从第一次发表战讯，到日本战败为止的三年八个月期间，共发表了九百余条战讯。“开战后五个月内，原则上还算正确，但自一九四二年中途岛海战后，日军夸大美军所受的有关战舰、潜艇、飞机、运输船等损害，相反地则缩小日军的损失。报纸上充斥着几乎全是伪造的消息，”黄冠超表示。面对日本的宣传，台人自有因应之道。王昶雄指出，有时他们将《日日新报》的“战情”“倒着看”，朝相反的方向去解释倒也能猜个大半。比较大胆的人则偷听短波广播，这在当时是极其危险，可以间谍论罪的；也有些人从当时仍来往于大陆、台湾之间的“华侨”，或从日本友人处，探听一点有别于军方宣传的讯息。

　　但是敢公开讨论战情的并不多，即使是在南洋作战的台籍兵，因伤病返国，也因怕被以泄漏军机论罪，绝口不提战场讯息。事实上被征调去的阿兵哥，除了勇往直前打仗外，对战情发展所知也很有限。也因此当一九四五年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时，台湾的报纸只字未提，而当日本宣布战败准备投降，天皇玉音放送诏书，努力说着“奋战”、“一意一心”时，还有些台人以为又是鼓吹“圣战”的老调，而将收音机关掉。当时著名律师陈逸松回忆录上记录着这样一个“看似荒谬”的战败历程。而这个广播之后，“战败国”的子民，在一夜之间成了“战胜国”。

　　当年种种，至今回忆起来，许多台籍老人都有不堪回首的感觉。套一句台籍日本兵陈金堂的话，“当年，真是‘马鹿’(日本语，憨呆之意)，连自己是马还是鹿都分不清楚！”他感慨地说。(陈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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