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

　　我一定要选王选，因为这里有一个伤心的故事……

　　与冯锦华相比，王选是理性的，她运用的是法律的手段，依据的是法律尊重事实的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的工作已经取得了第一个胜利：日本法院在判决中认定，日本政府对细菌战是负有国家责任的。王选所做的一切不论现在、还是未来，都永远闪耀着人性的理智与批判的光辉。她的工作应该得到更多人、更多机构的支持和帮助，因为，重新面对民族的灾难是任何这个国家中的个体永远无法回避的真实。

　　感谢还有王选在提醒我们那段屈辱的历史，日军侵华战争中的幸存者。能为历史作证的人越来越少了，追赔的工作越来越紧迫了！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在这个向往和平幸福的年代，这一点尤为重要！

　　战争赔偿和真相问题，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变化的事。但是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日本是需要面对中国人民承认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而为此事业而努力的所有存有良知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我们需要高声赞颂的！

　　吕日周

　　他为政府改革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只有当吕日周成为我们社会的有机构成之后，改革的创新精神才会有畅通的管道结出更多制度化的成果。

　　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崇高的人民利益至上的精神——这在我们这个价值观极度空乏的社会里，就像一剂强心剂。他虽然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的基本体制，但我认为他已经在现有制度中做得最好了。

　　邵逸夫

　　邵逸夫热心推动公共事业的典范性意义在于，在尊重和保护财产的基础上的个人事业成功，终会以积极有益的形式回馈社会，从而最终推进社会公共事业的良性互动。

　　如果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误)，那么只要多一些邵逸夫这样的赤子，中国就可以腾飞！

　　邵逸夫用积极的态度来改变社会，而且让大家受益。谢谢邵逸夫先生为我们的社会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更为我们做出了做人的典范！

　　吕净一

　　吕净一是值得尊敬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他的遭遇说明了一个普通人在与腐败权力进行斗争时的艰辛……一个孤身奋战者的奇迹式遭遇不可能大范围复制，其英雄般的事迹更应该成为制度建设的先声。

　　像吕净一这样把为正义而抗争当成一种生活常态的人，在生活中少而又少，但他的努力不仅能在全社会形成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与认同，也进一步促进全社会有识之士的思考，促进我们的法律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吕净一舍得一身剐，终于把贪官拉下了马。吕净一的抗争，有些悲壮，但他最终胜利了，这一胜利其实不仅属于他个人，这一胜利更是公民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正义的彭显，是正气的激扬。

　　张北川

　　张北川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对同性爱的支持，而且更是对艾滋病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的关注。以人性的关怀正视艾滋病问题，其意义已经上升到对生命的关注、对未来的关注。

　　选择张北川正是为了向全社会表明这样一些观念：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可以合法地行使权利；个人的合法权利不容侵犯；特别是在各个层面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弱势人群不应被社会所歧视和忽略，应该被社会所接纳。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充满关爱和真情令人所珍惜的社会，才会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

　　如果说王选在为中国的历史坚持，而张北川的工作则是为了中国的将来！

　　姚明

　　姚明在NBA，不仅是场上的明星，在场下他思路敏捷，显示出与其他球员的明显不同，是体力和脑力双优的大众明星。

　　姚明在NBA才60天，却像是待了6年，好评如潮。姚明在NBA的出色表现，为许多国人增添了快乐的谈资。

　　“做好人，才能打好球”，姚明正在努力实现父亲对他的这个要求，这种精神让人感觉很感动。

　　张卫星

　　认为张卫星只是散户代言人的观点是狭隘的。他的言论向散户揭示了中国股市中根本性的问题，而此前的股市其他参与各方早就认识到并默默地娴熟运用着张卫星言论中的道理。他的言论已然改变了相当多数中国人的宏观经济思维模式，这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中国经济健康的发展。

　　解决股权的分裂制度与投资者密切相关，但决不仅仅与投资者相关，而事关中国经济的振兴。张卫星事件有助于引起全社会对资本市场的关注，有助于全社会对股权分裂制度的关注，有助于解决同股同权问题，有助于加快民间资本参与中国经济的进程，有助于瓦解权贵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把持并坐享收益的不良体制。

　　刘姝威

　　面对强大的阻力、在孤立无援情况下坚持着真理，她“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举动，恰恰流露出了对国家、对民生的极大关注，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韧性与良知。

　　“集体失语是一个民族的悲哀。”面对股市曾经存在的种种不规范，却很少有人站出来说半个“不”字。所以刘蛛威的精神就更加难能可贵，因为这不是一个“蓝田”的事，而事关国家的经济是否能健康发展，事关中国的股市能否健康地运营。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姝威的义举，是股民的大幸，也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大幸。

　　茅于轼

　　茅于轼先生那些完全是“基于道义”的行为，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实践精神。

　　茅于轼对经济学的解析充满着隽永、简洁的美感。我经常是从他的片言只语中产生对经济问题的深切感触。他更是一位富有人道主义和社会责任的智者。

　　茅于轼说过，人的任何一种物质享受都有极限，惟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得到的快乐是没有权限的，他是一个致力于追求真理的人；茅于轼少时经历了抗战烽火的苦难，建国后被划为右派挨整，在“文革”中几乎受迫害致死，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对祖国、民族的期望与责任。

　　陈培德

　　作为政府官员，敢于揭露裁判黑幕的，陈培德可算第一人！

　　面对令国人深恶痛绝的“黑哨”问题，陈同时运用充分的舆论压力、分阶段分别化的处理方式、必要的司法介入，深揭足球腐败的老底。这样的勇气与这样的智慧，都是非常值得赞扬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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