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子非发自福建莆田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埭头镇后郑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国村庄，全村近8000人，绝大多数务农，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地瓜和花生。村民爱看的是电视剧，几乎不看新闻。在出国打工热潮兴起之前，外面的世界几乎与他们毫无关联。

　　然而2002年4月12日，在遥远的以色列耶路撒冷，随着20岁的巴勒斯坦女青年塔卡塔卡赫身上传出的一声巨响，这个村庄突然成为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

　　4名中国劳工在爆炸事件中伤亡，其中遇难的林春美，以及重伤的林金谋都来自后郑村。一个中国村庄以这样惨烈的方式，意外卷入了这场历时最久、规模最大、仇恨最难解的国际冲突当中。

　　4月26日，遇难者蔡献阳、林春美的灵柩回到家乡莆田。

　　“机场站满了人，有些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一个秃顶的外国人站在人群中，非常显眼，他双手合十，脸色沉重。”12月23日，蔡献阳的大女儿蔡雅婷向《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画面。”

　　蔡雅婷描述的外国人就是以色列驻华公使莫义澜(ILANMOR)，他是专程赶来参加蔡献阳和林春美葬礼的。

　　8个多月过去了，伤痛仍未平息，然而生活也仍在继续。

　　“回来以后生活怎么办”

　　12月23日上午，《21世纪环球报道》来到林金谋家中时，林家刚刚得到林金谋即将回国的消息。林金谋的母亲已经71岁，她说，金谋昨天才打电话来说打算在1月1日回国。

　　33岁的林金谋2001年11月赴以色列务工，在“4·12”事件中，他的左手和左腿被炸断。事故发生后，林金谋昏迷了18天。当妻子李瑞琼和哥哥林金田5月1日赶到以色列时，林金谋刚刚苏醒过来。林金田回忆说：“看见我和弟媳，弟弟还以为在家乡，他说：‘摩托车放好没？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干吗？来一个就够了。’”

　　林金田说：“最后得知手脚残废后，弟弟就想回国，他说自己在那边已经是一个废人，‘手脚都没了，还有什么意思。’他说完就把脸扭过去哭起来，很伤心。”林家人告诉记者，林金谋和妻子目前还在以色列医治，假肢已经装上，但只能走动5分钟，而且走路的姿势很难看。此外，林金谋一周要去康复医院2次进行检查。所有费用都是由以色列方面的保险公司承担，每个月生活费用需要4000元人民币。

　　得知儿子要回国的消息后，林母心情很复杂。她靠着门边说话边抹眼泪：“很快就要见到儿子了，我是既高兴又担心啊，回来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

　　林父说，儿子前几年因盖房子欠了五六万债务，家里因林金谋出国务工又欠下了9万多债务，林金谋就是为还这些债才出去的，原打算在以色列务工3到4年，等把债务还了，还可以赚几十万回来养家，“谁知道这么倒霉啊。”

　　在莆田，举债出国务工不仅仅是林金谋一人，几乎每个初次外出的莆田人都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这些债务曾是他们出国挣钱的动力，但现在都成了压在父母妻子身上的巨石。

　　“4·12”死难者林春美，出国前也欠下20多万债务。林春美的哥哥林春辉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林春美的儿子还在读书，19岁的女儿因失父之痛，变得有些呆滞，林春美的妻子陈金英身体一直很差，基本上干不了活，“这些债务将一辈子压在他妻子陈金英的头上。”

　　“如果以色列被打败了”

　　另一位死难者蔡献阳的家在莆田市秋芦镇洪南村，距后郑村不到100公里。

　　自从儿子到以色列务工后，60岁的蔡献阳母亲蔡丽媛每天都看《新闻联播》，一遇到有关以色列的新闻就很激动。她现在已经知道沙龙，以色列的“总统”，而且还知道那儿在打仗，“经常死人”。

　　对于丧失了主要经济支柱的每一个死难者家庭来说，摆在面前的首先是生存问题。

　　虽然以色列方面多次表示将尽力处理好伤亡中国劳工的善后事宜，但在重伤者和死难者家属看来，这些承诺能否持续兑现一直是他们心中的悬念。使林家担忧的是，事情过去8个多月了，有关林金谋人身损害补偿的事还没有最终敲定，而家里的日常生活开支已经难以为继。据林父讲，他们已好几次要求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尽快解决，林金谋也要求以方落实点钱救济家里，但对方称要等林回国后到北京具体协商。

　　而林春辉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现在每个月都能拿到以色列方面的赔偿。但能不能像承诺中说的那样长期获得，家人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比起他们来，蔡丽媛考虑得更加长远，她说：“万一沙龙下台，谁敢担保法律不会变？”此外，“如果有一天以色列被阿拉伯人打败了，政府被推翻了，那我们的抚恤金和赔偿找谁要去？”蔡丽媛希望以色列能按照中国的做法，一次性赔偿清，“这样我们就没有担忧了。”

　　对于此种担忧，以色列驻华大使馆有关人士曾专门解答说，以色列法律不会随着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分期支付赔偿也是为了保证这些赔偿能用到该用的地方，但对于一直生活在莆田的家属来说，这些说法都未能平息他们的疑虑。

　　“管他战争也好，爆炸也好”

　　然而即使是死亡的威胁，也无法挡住当地人外出务工的脚步。

　　林金谋的邻居，24岁的林建雄的想法很有代表性。他说，他们家每人3分地，“不出去打工，根本就没有饭吃。”他给记者算了一笔帐，在当地打工，拼死拼活一年也最多能挣七八千元，这种收入要盖房子，要过上好生活是不可能的。而在国外打工，每年都可以挣10来万，比在当地打工强10多倍。

　　他认为，即使借债10万元，他也愿意出去闯闯，“干个三四年，把债务还掉，还可以赚几十万，要在当地，就是干上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些钱。虽然外出很危险也可能失败，但这个险值得去冒。”

　　而来自莆田市对外经济贸易局的资料显示，莆田每年有4000多人被输出，该局负责劳务输出的外经科科长蒋青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去年外派劳务4960人次，劳务创汇3570万美元。明年全市计划输出5250人，在外劳工总数达12600人，创汇3780万美元。”

　　“4·12”事件发生后，外出务工仍是当地的一大政策。蒋青说：“我们依然会鼓励大家‘走出去’，这不但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而且可以提高本地村民的生活水平。在外务工毕竟有大把的钞票可赚，何况爆炸事件是那样的偶然。”

　　据了解，福建省总共有68家外出劳务的公司，其中有5家可以办理到以色列业务。林春美、蔡献阳和林金谋都是通过福建中福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出去的。该公司总经理石鸿生接受采访时说，公司从1995年开始对外派出劳工，到以色列的目前约有1500人，其中莆田有300人左右，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工，70%是福建人。不过“从今年9月份开始，已经暂停办理去以色列的劳务”。

　　在当地，一幢幢小洋楼的拔地而起，也成了年轻人们渴求出国最直接的样板。在林建雄家破旧楼房的旁边，一座小洋楼装饰豪华，在阳光下非常扎眼。林建雄说，这幢楼房的主人4年前到新加坡务工，如今已成为一个小工头，腰缠万贯，“他们每天吃着大鱼大肉，我却整天嚼着地瓜青菜，不出去行吗？”

　　在该村，渴求出国务工的人远不止林建雄一人。记者随机采访了10多位年轻村民，他们都有同样的梦想，但没有人知道以色列在哪，对外面的了解也基本上是空白，即使他们的邻居因国际冲突而丧生，以色列的爆炸声依然离他们很遥远。一位受访者说：“我们从来不看新闻，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只要出去能赚钱回家就行，管他战争也好，爆炸也好。”

　　“4·12”爆炸事件发生后，死难者家属得到了一笔不小的赔偿。在当地，甚至流行着这样的看法：“死了一个，幸福全家。”后郑村一个林姓青年说：“去以色列有什么不好，不出意外可以挣到钱，出了意外也可以为家里挣钱。”

　　(采访过程中得到了《莆田晚报》记者谢伟英的协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