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雪

　　2002年12月30日凌晨零时40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随着一声“点火”令下，霎那间，大漠深处惊雷滚，一道电光裂长空，乳白色的长征二号F大推力火箭托举着“神舟”四号飞船拔地而起，飞向茫茫太空。

　　此刻，距发射架千余米远的测试发射指挥大厅内，一位眉头紧锁、神情肃穆的专家，正紧盯显示屏幕上那一闪而过的串串测量数据，他的心仿佛附在了船箭组合体上。

　　“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火箭一级分离”、“二级分离”、“抛整流罩”……

　　10分钟后，“远望”一号测量船从遥远的海域传来了“飞船准确入轨”的报告。

　　“发射成功啦！”顿时，大厅内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那位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专家，终于舒展眉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并兴奋地与身旁的参试人员一一击掌欢呼，互相拥抱，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位惹人注目的专家，就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神舟”四号飞船发射场指挥长张建启。

　　寒门骄子思报国

　　位于鲁西南的荷泽市曹县，是山东最穷的地方。那里偏僻落后，民风淳朴。农历1946年2月22日，一个眉宇俊朗的男婴降生在此，给贫困中的张氏夫妇带来了莫大的喜悦和希望。

　　果然，这个名叫建启的孩子一启蒙上学就天资过人，几乎每个学期都考第一名。当时家里穷，他也不讲究吃穿，衣服破了自己缝补，头发长了，就和同学互相理，剪得跟狗啃得似的。等考上荷泽一中时，离家有七八十里路，每次放学回家，他得走整整一晚，带点干粮和咸菜，第二天再走回学校。那时又逢三年自然灾害，他吃不饱，睡不好，长得像棵“豆芽菜”，却始终发奋苦读，胸怀远大抱负。

　　记得一次上物理课时，老师讲到内燃机的效率只有10%，张建启不服气地说：“我将来偏要把它的效率提高到20%至30%。”

　　1964年，张建启高中毕业时，正值蒋介石反攻大陆，校长对他说：“你报军校吧，第一个志愿不许自己填。”他想，自己是靠国家奖学金才上完中学的，能参军还有啥说的，任祖国挑选吧。

　　荷泽一中的教学质量是当时山东省最好的，经过严格的政审和体检，学校当年只有2人录取军校。那天，他提留着个小网兜，穿了件破背心，和另一位同学按通知要求到济南军区第二招待所报到，负责人见了焦急地说：“就差你们两人了，明天坐火车到哈尔滨。”他这才明白自己被录取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人家问他：“吃饭了没有？”

　　“没有。”

　　“吃馒头，还是吃米饭？”

　　“吃啥都行。”

　　结果，招待所给他们炒了四个菜，有鱼有肉，有米饭馒头。长这么大，他还头一次吃到这么香喷喷的食物，感觉比过年还高兴。

　　哈军工是解放军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高等学府，能进这所学校的都是些根正苗红、品学兼优的拔尖人才。张建启深知机会难得，他一头钻进知识的海洋里，如饥似渴拼命苦学。

　　一晃五年过去了，张建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意外的是，一场分配“官司”却导致学核物理的他分到了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专业不对口，要从事完全陌生的卫星、导弹发射试验工作，其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可想而知。

　　张建启不怕一切从头始，他坚信：宝剑锋从磨砺出，男儿报国终有时。

　　发射场上显身手

　　在戈壁滩刚工作了半年，正逢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组建，急需高科技人才。

　　于是，张建启又随一纸调令进了位于大山沟的西昌。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是中国独立自主设计的第一个航天发射场，它曾以首次发射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实验通信卫星、国际商务卫星等而蜚声世界，为世界十大航天发射场之一。

　　当年，张建启随数千名创业者开进大凉山腹地那条神秘的峡谷时，映入眼帘的是满目荒凉，杂草丛生。勘察发射场地形时，他和同事们住在干打垒里，喝山沟里的脏水，生活异常艰苦。为此，他患了严重的胃病。这期间，他参加了组建卫星发射中心的方案设计、设备选性和调研谈判，尽管那是一项全新的艰巨任务，他却凭智慧和勤奋，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显示出不凡的才智。

　　为了建造试验指挥大楼，他曾在外地考察调研了半年，精心画图纸，反复研究，画出的试验指挥大楼设计图与设计所的平面图几乎不分上下。那时，他才20多岁。

　　当时的活动地板在国内还没有，他看了中国人民银行从法国进口的20多平方米的活动地板，心想，要选就选这样的，二十年都不落后。回去后一汇报，中心一片反对声，但中心主任张敏却赞成说：“这是个大胆的方案，就这么干！”即使现在来看，西昌当时定的那个标准，仍然是很高的。

　　发射第一发通信卫星时，决定谁上调度指挥，当时争论不休。因为调度员不是广播员，无数信息要判断处理，要求心理素质好，反应敏捷，决策果断。时任中心主任王世成说：“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上。”几番斟酌，最终大家一致认为中心调度指挥非张建启莫属。

　　发射前组织设备校飞时，不幸出现了轰炸机撞山，光测操作手们误以为是技术考核，于是跟踪追击，一个劲地猛拍。可张建启一看屏幕，顿觉飞行状态异常，判断出了事故，当即下达一连串命令：“马上向当地县委报告，组织民兵封锁现场，保护现场......”后来又发现有两人跳伞，他即刻发令：“想尽一切办法赶快营救跳伞人员！”

　　事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负责人在指挥大厅对工作人员说道：“把录音机再放一遍，让我再听听调度。”

　　“这是一位难得的指挥人才啊！”尽管这位负责人心情沉重，还是忍不住感叹道。从此，张建启备受关注和器重。

　　选拔中国航天员

　　早在70年代初，张建启就参加了载人航天工程。那是1972年，国家打算发射飞船，但因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太弱，这一计划最终搁浅。

　　事隔近30年，指挥“神舟”一号飞船发射的张建启，碰见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张局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选拔的预备航天员之一)，还一本正经地说：“我当时组建航天发射场，是预备送你上天的呢!”两人不约而同地开怀大笑。

　　1992年，中共中央决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上马。1995年，中国着手选拔航天员和教练员。张建启时任国防科工委作试部部长，担任了航天员选拔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决定从空军歼击机、强击机两种机型的飞行员中首先选拔出2名教练员，要求既具有自然科学本科学历，又具有飞行专业本科学历。经过严格筛选出符合条件的10人，又经反复研究比较，从10人中优选出2人担任航天员教练员，并迅速送往俄罗斯培训。

　　接着从空军飞行员中选拔我国第一代航天员，根据条件，他们组织从空军中大量选人，并聘请国内著名医学专家进行评审，最终确定了12名作为中国预备航天员，集中到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接受训练。

　　历时两年，航天员终于选拔完毕，就在当天下午，上级领导找张建启谈话，让他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担任副主任，主管载人航天发射试验。

　　1997年，他再次奔赴大漠，走马上任。为适应新的任务形势，他刻苦钻研载人航天发射场技术，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几年内，张建启看的书籍和资料可用卡车拉，做了数百万字的学习笔记，为组织指挥“神舟”号飞船发射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1999年，他率团到俄罗斯航天发射场考察，在参观发射中心展览馆时，中心陪同人员指着一幅大图片对张建启说：“我们俄罗斯的飞船已将30多个国家150人送上太空，但没有你们中国的。”也许对方是无意的，但张建启不卑不亢地回敬道：“我们将来要亲手把自己的航天员送上太空！”

　　积极备战迎“神舟”

　　为完成好载人航天任务，发射中心于九十年代中期推出了“184”人才工程规划，即到20世纪末，力争培养出10名左右的技术专家，80名学术技术带头人，400名专业技术骨干。张建启坚持改革创新，采取“试训结合”模式，积极推进科技练兵活动。他要求试验一线部队不惜代价组织科技人员下厂学习，跟踪长二捆火箭研制全过程，归队后严格考核。任务中，不断给年轻同志出课题，压担子，使他们在实践中磨砺成才。此外，他还力主采取出国考察、学术交流等多种培训形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经过几年努力，发射中心一大批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1998年，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首次合练前，要对转轨车进行载重试验。因运载火箭和飞船的活动发射车重700多吨，而转轨车较单薄，能否承载起这一重量，大家心里没底。万一贸然开上轨道，出现意外报废了损失就大了，故需做载重试验。

　　张建启决定用钢轨压在转轨车上分阶段做试验，测试载重量。第一次压了200吨，接着是300、400、500吨，转轨车尚能承受。这时，钢轨已堆得老高，若组织不好，极可能发生危险：砸伤人或压坏设备，试验有很大难度。是否继续做下去，技术人员犹豫不决。

　　“继续上，做到600吨。”张建启果断下令。

　　通过测试转轨车变形程度，他得出肯定结论：转轨车可以承载700吨重的载重量。

　　新测控站吊装遥测设备天线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租了一辆从国外进口的50吨吊车。当时吊高38米，天线重13吨，吊车一次吊起来，到了极限位置，司机高度紧张，吓得面色苍白，不敢动弹。张建启在现场指挥，连连鼓劲，使得吊装一次成功。事后，吊车司机说，下次再不敢接受这样的任务了，给多少钱都不干，都吓出心脏病来了。在场人员均领教了他的魄力和胆量。

　　张建启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天早中晚都要观察天气。他说，抓试验就象打仗，得掌握天气变化规律。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进行第一次合练确定船箭是否转运的前一天，戈壁滩突然阴云密布，下起了小雨。此前，张建启一连几天都问气象工作人员，明天天气是否好转，但当时气象部门不敢预报，每次都只说大气情况。此时，他根据观察天象，认为乌云过后，第二天肯定是晴天。夜晚，他又起床到户外，看到繁星满天，更加胸有成竹，于是下决心进行垂直转运，第二天果然风和日丽。

　　转运时，火箭有60多米高，飞船已加注，而火箭未加注，中间是空的，上面重下面轻，做风中试验是有一定风险的。但为了积累数据，必须做到极限。转运风速从每秒4米、8米，升到每秒10米，越来越高，设计师吓得不敢做了，张建启仍主张做到最大极限，一次升到每秒14米，转运取得成功，同时测出了火箭受力的极限值。

　　在两次飞船发射试验中，他组织技术人员共查找出各类问题300余个，一一制定措施和预案。组织对几百个船箭火工品逐个反复检查、登记，确保不使火工品出现差错。对所有可能影响产品安全的部位，如供配电系统8000多个供电插座，进行了3次检查，及时更换了不合格的电源插座。

　　决战决胜建奇功

　　1998年，中心执行飞船零高度逃逸试验。这是一项研制阶段试验，但至关重要，只有成功了才能决定1999年能否执行发射任务。

　　当时主抓试验的张建启心中毫无把握，可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问他有没有信心时，他只好硬着头皮说“保证完成任务。”当晚，他独自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给聂帅敬了个庄严的军礼，心里默默祈祷了一番，然后全身心投入发射试验。

　　“神舟”一号试验飞船发射前，技术人员发现整流罩有一火工品不合格，试验队写了两次归零报告，张建启都认为不合格，下令彻底查清原因。因火箭结构复杂，卸出爆炸螺栓里的火药须小心谨慎，弄不好，就可能发生爆炸事故。根据要求，技术人员一点点地卸出了火药，终于查清火工品出现故障的原因是封火药时封进了潮气。这个火工品零件是1997年8月生产的，当时天气潮湿，影响了产品装备质量。为确保质量，他决定将飞船上当时生产的两批30多个产品全部拆下来，换上了1998年3月间天气干燥时生产的产品。结果，逃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神舟”二号飞船加电测试时，突然出现“船箭分离”误信号，好几天未查明原因。火箭在飞行过程中如果出现“船箭分离”信号，这就意味着火箭未将飞船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即开始入轨后的动作，将会造成整个发射任务失败。

　　第二天清早，身为“神舟”二号飞船发射副指挥长的张建启立即召开指挥所会议，研究决策下一步行动计划。

　　“问题必须彻底归零，飞船故障不排除，决不能转场加注。”他的话掷地有声。

　　于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发射场召集各路技术专家进一步做故障复现试验，排除了地面设备电缆的嫌疑，又排除了数管计算机的可能性，最后，终于查清了故障原因。原来是由于分离开关设计不合理，加上开关根部镀铝包扎工艺有缺馅，造成镀铝薄膜很容易碰上分离开关上裸露的接线片电极，导致接线片之间的临界短路。于是，技术人员对分离开关进行了重新包扎处理，恢复状态后，重新作整船供电检查，一切正常。一起重大隐患就这样被解除了。

　　2001年1月10日，当“神舟”二号飞船顺利升空后，载人航天航天工程总师王永志握住张建启的双手，高兴地称赞道：“你们这次又立了大功啊！”

　　2001年10月中旬，“神舟”三号飞船三舱对接后，技术人员进行测试时，意外发现穿舱插座有一个接点信号不通。

　　“这可不能大意！”张建启听完报告，撂下电话便急匆匆叫上发射场总设计师赶到事故现场。

　　“怎么回事？”

　　“插头插座分别做导通是好的，但连接起来，这一个点就不通了。”飞船系统发射场指挥长袁家军解释道。

　　“什么原因造成的？”

　　“现在还未查清。”

　　“一个插头不通，其它插头有没有问题？”

　　接着测试，果然发现其它型号的插座也有不导通问题。

　　“继续查，多少个插头，多少个点不通，一个都不能漏！”张建启下令。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检测结果发现数十个插座全有问题。是元器件失效，还是产品设计本身有问题？

　　“你们打算怎么办？”张建启问。

　　“飞船测试可以继续进行。船上所有插座接点都是双备份的，一般不会影响发射成败。”飞船系统总设计师戚发轫回答。

　　“发射‘神舟’四号、‘神舟’五号，这些元器件换不换？”

　　“要更换。”

　　“按载人飞船要求，这次就必须更换全部不合格插座。”为了确保“神舟”三号飞船与载人时的技术状态完全一致，张建启果断提出意见。

　　有关工作组深入元器件生产厂家一调查，果然查出元器件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于是，所有不合格插头重新设计、评审和生产，“神舟”三号发射时间被迫推迟了三个月。

　　在更换数十个插座中，张建启要求二岗技术人员进行质量督把关，对需更换的插座一一进行编号，2000多个焊点，每个都做到严格记录，双方技术人员密切配合，所有操作没有发生丝毫闪失，确保了“神舟”三号飞船发射圆满成功。

　　淡泊名利写忠诚

　　几十年的航天发射生涯中，张建启倾心事业，淡泊名利。许多次大型试验任务发射成功后，上级要给他记功，他都执意推辞，说道：“要给就给我的部属吧，当领导的不能盯着名和利。”

　　以往，每次发射后，如何处理废气是个“老大难”问题，各个发射场都没有一个安全有效的处理办法。有的为此损失了数百万元。

　　张建启在某国发射场考察时，发现对方用于处理废气的设备很先进，当中方问及设备制造原理时，对方拒绝回答，只提出可购买他们的设备。一开始，对方提出八万美元卖一个炉灶，当中方和他们正式谈判时，对方却提到十二万，然后不断加价，最后竟将价格提升到一百五十万美元。

　　回国后，张建启苦思冥想，自行设计出了一张废气处理设备构图，交给发射中心几名技术干部配合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进行研制。技术人员先设计出一个小型炉灶做试验，效果不错。后来，又按要求造了一个大的炉灶，仅花费一百八十万人民币。设备研制成功后，处理废气用煤油进行燃烧，既安全彻底，又不造成任何污染，大大节省了资金。

　　在将此项成果申报科技成果一等奖时，有关人员提出在科研成果书上署上张建启的名字时，他坚决不让，说道：“挂那个名干什么，把中国的航天员送上太空才是我的追求。”

　　目前，张建启和他领导下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精心备战“神舟”五号飞船发射任务。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经为中国航天史创造了九项第一的辉煌，张建启没有满足，他希望延续辉煌，并铸造新的辉煌——从这里将中国航天员送入太空，实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

　　张建启深信，这一天已不再遥远。

　　张建启轶事

　　“高材生”得了“心脏病”

　　1970年，张建启从哈军工核物理系毕业了。作为优秀生，他可以自行挑选分配单位。他想，自己是学核物理的，就到海军去干核潜艇吧。可当时海军接学员的干部带了13个名额，要的全是海军大院的子弟，而哈军工并未计划将这些学生分配海军。于是，招生人员就提出要对学员进行体检。结果，一体检，分配的30多名学员全查出有心脏病。这下子把人搞懵了，学校领导感到十分惊异：“我校成立十多年，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心脏病啊？！”于是组织专家班子进行复查，结果证明没有一个学员患有心脏病。于是，张建启等人就留校陪着打官司。后来官司打赢了，海军方面不得已同意接收这批学员，但学校很生气，说这些学生一个不给海军。

　　于是，一个电话，学核物理的张建启就分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改行从事卫星、导弹发射试验工作。

　　一生只哭这一次

　　张建启与妻子多年两地分居，爱人为他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奉献。当时，俩人的工资都很低，为了生活，妻子带着婆婆经常到铁路边捡煤块回家，生炉子做饭取暖。他的父亲生病、住院到去世，全由妻子一手料理。老人下葬时，按山东农村的习惯，要扛番摔盆子。张建启是独子，因执行任务脱不开身未赶回家，堂兄弟们为了家产都争着要摔盆，见此情形，他的妻子说道：“都不要你们扛，我自己摔。”得知此事后，张建启难过地哭了，他说，一生我就哭了这么一次，为父亲，也为妻子，她跟我吃了太多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