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兼撰稿 本报记者陈铁源

　　触目惊心的“留学垃圾”

　　2002年4月到7月，本报记者在德国对中国留学生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采访，曾经采访的城市包括柏林、慕尼黑、汉堡、科隆，还有一些小城市。之后，本报记者又在日本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采访。还有，通过对世界将近20个国家的驻华签证官和教育官的采访及其他场合进行的各种采访，都获得了大量的触目惊心的“留学垃圾”事实。

　　“留学垃圾”，这是一个非常刺耳的用词，但是，本报记者在众多国家对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对中国高中出国留学生的采访后发现，他们当中的一大批人，除了“留学垃圾”，再也没有更好的词去形容了。即便没有本报记者的亲自采访，仅从充斥在媒体的各种令人扼腕的留学故事，也能看出端倪，诸如留学卖淫、留学拉皮条、留学吸毒、留学成非法移民等等，不一而足。需要说明是，这里所指的“留学垃圾”并不是个别留学生的个别行为或个别现象，而是存在于整个中国留学生这个大群体中。

　　新西兰一个不愿提起的残酷故事

　　一个在国内原本就娇生惯养而又飞扬跋扈的女孩萧萧(化名)，高中还没有毕业就横下心要去新西兰留学。为了留学甚至威胁父母，如果不允许她出国留学，她就拒绝参加高考。萧萧原本学习成绩不错，据说，由于早就想出去留学，故意不好好考试。

　　对萧萧的父母来说，萧萧如今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萧萧的父母除了女儿打电话来索要钱物外，对她在新西兰的行踪都一无所知。据悉，萧萧在新西兰留学已经消耗掉了大约60万元人民币。据来自萧萧家里消息说，萧萧在新西兰老是丢东西，仅手提电脑就丢了4台。当然，对于一个有钱的家庭来说，这也许并不算什么。问题是，萧萧到了新西兰，人们就再也不知道她在干什么。给家里打电话仅仅是张口要钱，而且，不告诉自己所住地方的电话，也不允许父母去新西兰探望。不得已，据说，萧萧的父母规定每月只给她寄500美元。

　　萧萧的故事确实是一个比较残忍的留学故事，也许这只是一个个案，不具有代表性，但却令所有的留学生父母深思。据悉，萧萧的父母如今一提起她就伤心落泪。

　　在采访很长一段时间后，本报记者又从网络看到一篇有关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卖淫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我从2000年开始先后在奥克兰多家按摩院工作，两年以来看到许多中国女人(不少是女留学生)为了钱，一步一步走向罪恶，出卖自己的肉体。不久前，我辞去了那份工作，但是这两年的所见所闻，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新西兰签证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说，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发生问题的毕竟是少数人，但是，正是这样的“少数”在整个世界积累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中国留学垃圾。

　　德意志一个不可理喻的荒谬故事

　　其实，有关“留学垃圾”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都是我在德国采访接触到的。我的采访本足足记了一本，最后只能用8个字描述他们：“触目惊心，惨不忍睹”。这其中有很多很荒唐的留学故事，比如，初中刚毕业跑到德国留学，就开始男女同居的；跳楼自杀的；为了留在德国而嫁给刚刚从建筑工地上认识不久的德国建筑工人的；为了留在德国而成为非法移民，整天提心吊胆地躲避德国警察的；在学校占一个床，然后就整天打工的；在学校谈恋爱，几乎是公开地洗“鸳鸯浴”的；公开殴打德国校方人员的；被德国警察遣送回国的；在夜总会跳脱衣舞的……

　　小晨(化名)到德国时大约是16岁，而本报记者采访他时，他还不到18岁，甚至表示死都不回国———他认为回国很没有面子。

　　小晨的家在北京，其父是生意人，目前在欧盟某个国家。其母是某大电视台的中级干部。小晨看到他的同学纷纷出国留学，也誓死要出去。所有规劝他的人都说，他这时出国，其实前面就是火坑。小晨说，我知道那是火坑，那我也要跳下去。离异后的母亲没有办法，花了一大笔钱，通过中介公司把他送到了德国。当时，他在国内读高一。

　　小晨到了德国后发现，中介公司在国内所许诺的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本报记者去那个学校A看过，在柏林郊区一个偏僻的地方，几乎是专门为中国人开办的一所所谓的学校，而且是第一次招收学生，几乎全是中国人，其他国家的学生极其稀少。

　　说白了，这是一所专门为赚中国人的钱而开设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在德国有很多，自然，被骗的学生也就有很多。而且据悉，这样的学校大多都是中国人拉来德国人做招牌办的。“中国人坑中国人”几乎已经成为海外华人的共识，尤其是在德国。

　　由于对这个学校不满意，小晨又花了一大笔中介费，私下里在德国另外一个小城市找了一所学校B。根据德国的规定，小晨是不得随意转学的，否则，签证失效。小晨在B校上了大约一个月的课，校方通知他，不得继续上课。

　　A校是回不去了，B校又无法上课，签证眼看就要到期，一个前途无限的小伙子就这么在德国飘着。在誓死不回国的前提下，他决定在德国开办一个公司。在德国，注册一家公司很容易，但是，一个不满18岁的孩子，没有中国的大学学习背景，更没有德国的学习背景，要经营一家公司谈何容易！他只是为了要留在德国而留在德国，甚至他还表示，哪怕成为“黑户”也要留在德国。

　　本报记者采访小晨时，他已经花费了20万元人民币。就在和本报记者见面前几天，他母亲又从国内寄来2500欧元(约合两万元人民币)。据说，他要注册一家公司还需要2.5万欧元。这些钱都是母亲提供的。母亲说，如果他不出国，那么，他们家的车子和房子都有了，但现在，他母亲只能住在北京人气不佳的南城，而且是一居室。

　　日本国东京红灯区里的皮条客

　　撇开去日本留学是否正确的是非不谈，本报记者曾从很多从日本回国的人那里听到：“去日本留学是个错误”。然而，仍有很多中国人在“将错就错。”

　　就在2002年初，中国媒体曾报道，200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酒田短期大学“集体大逃亡”。尽管人们对逃往真相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反映出的中国留学生自身的问题则不容忽视。根据有关报道至少有以下几点事实：

　　“352人的学校里竟有339名中国留学生”(这已经很不正常了)；

　　“在2002年新年即将到来之际，近200名中国学子却面临被迫变‘黑’的险境”(为什么会变“黑”)；

　　“打工的日子对于这些原本应坐在宁静的课堂里的年轻学子来说，是无比艰辛的，尤其是一些女学生，她们被迫走‘黑’，走上了陪酒、按摩等被入管局明令禁止的‘黄业’”(是否“被迫”无从考证)；

　　“1月10日，东京入管局和警视厅以违反《入管法》的嫌疑，搜查了位于新宿歌舞伎町的一家风俗店。两名在该店打工的酒田短大女留学生被收容。这两人是短大经济科的学生，年龄分别为25岁和30岁……这两位中国女留学生会被强制遣送回国”(来短大是否是幌子？这是问题)……

　　还有很多内容，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但是，这些留学故事给人的印象是，这不是留学，而是上演一出闹剧，留学生自身扮演的角色更是可悲可叹。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日本众多的民意调查都发现，日本国民总体对中国人的行为印象不好，甚至很不好。香港《太阳报》2002年3月7日说：“华人在日犯案数量飙升”。日本电视报道说，2001年每天有25个中国人因犯罪被日本警方拘捕。除此之外如地铁逃票、垃圾不分类、任意侵占公共用地、随手丢弃东西、吐痰等等，也令日本普通民众反感。一些日本人告诫说：“中国人来了，赶快搬走！”大阪市政府官员对记者说，不知为什么，每个月都有100个中国姑娘嫁给第二次或第三次结婚的日本人，不久之后又破裂了。事实是，她们因此在大阪留下来不回去了。

　　尽管上面这些说法都是关于在日华人的，但是，据日本当局提供的数据，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8万名之多。本报记者相信中国在日留学生的大多数都是莘莘学子。可是，上述案件也表明至少有很多留学生参与其中，仅从2002年11月日本37所学校到中国推介时，公开表示要提高中国留学生素质就很能说明其中的问题。

　　除此之外，本报记者在日本东京、大阪、横滨等地都看到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很多中学生留学的不良表现：在东京新宿红灯区，有拉皮条的中国男留学生；站在马路边强行拉客按摩的有中国女留学生；日本中文网吧个个爆满，很多留学生都是整天整夜呆在网吧里，高声喧哗，语言极其粗俗。此外，本报记者在东京曾专访一位74岁高龄的日本老太太，她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日民间友好，但是，在我们讨论中，她疾言厉色地抨击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种种令人失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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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中国留学三大现象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中国留学市场有三类发人深醒的现象：

　　第一，逃难情结。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越发浓厚的“逃难情结”问题一直存在。一位年轻漂亮而且口袋比较殷实的中国女子居然以获得一本塞拉利昂护照为荣，而国际机构对塞拉利昂的评价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第二，留学垃圾。“留学垃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逐渐显露在中国留学市场，并在21世纪的初期出现一个高潮现象。由“留学垃圾”导致的各种留学问题层出不穷，在世界上的穷国与富国，几乎都存在中国“留学垃圾”。新西兰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三，新兴人类。“新兴人类”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后半期开始越来越成为潮流，并将在21世纪主导中国留学市场。他们在国内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拓展天地，有自己的经济实力，他们出国纯粹是“为了留学而留学”。一旦学成，立即回国。

　　谁对中国留学垃圾负责

　　中国有庞大的留学需求市场，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出国留学，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去留学。

　　尽管中国不存在也不必要有统一的出国留学标准，但是，从目前中国中学生出国留学的总体效果看，负面效果远远大于正面效果。对一个中国中学生出国留学来说，其在国外的成功难度其实要远远大于一个在国内读完本科的大学生。本报记者在国外看到的种种令人不安的留学现象，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中国的中学生。有德国人就曾毫不客气地对本报记者说，正是中国中学生把中国的社会问题带到了德国。本报记者所了解到的也证明，尤其是中国中学生留学所产生的问题都是非常典型的中国问题。

　　而目前，中国留学生市场上最盛行的说法是，中学生出国可以很快适应当地的语言环境。然而，当本报记者看到众多的中国不满18岁的学生被圈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又怎么能很快适应呢？更何况这些年轻的孩子特别喜欢扎堆儿。金山软件公司董事长求伯君在接受时讯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他坚决反对过早将孩子送出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众多的中学生出国留学都是报喜不报忧，没有客观如实地把自己在国外留学的实际情况传达给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甚至对自己的不幸遭遇难以启齿，总是给人在国外留学很风光的印象，其实，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的表现都很糟糕，把他们说成是“留学垃圾”一点都不过分。可以说，造成大批不明真相的人一次次重复那种不幸的留学故事，他们也起了到非常不好的作用。

　　2003年，新的一年来了，中国的留学浪潮又会掀起波澜，也许又有一批高考“落榜”或根本就没有参加高考的孩子们要踏上出国路。很多家长和孩子都以为出国留学就意味着前程似锦，然而本报记者调查的大量事实表明，出国未必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中学生出国一定要慎重。

　　其实，中国政府对中学生留学一直态度很明确，并不主张中国学生过早地留学。教育部驻某国教育参赞就曾对本报记者公开表示，从其个人角度来说，坚决反对中学生出国留学。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中学生在国外糟糕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都与中介公司有直接关系。目前，中学生出国留学已经成为某些中介公司获取不义之财的重要途径。这些中介惯用的手法是与国外的中介或学校联手。中介想尽办法把钱从学生口袋里掏出来，然后，再想尽办法把学生送出去。只要跨出国门，一切都与中介没关系了。然后，学生、中介和学校开始无休止地扯皮。但是，学生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前途；家长付出的代价是巨额金钱；学校付出的代价是名声，但即使名声坏了，还可以重新注册学校；而中介付出的代价是，虽然无法再中介同一个人，但可以中介别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驻中国的大使馆已经纷纷向中国外交部投诉，称中国一些中介公司的广告不实，欺骗学生等。

　　的确，有很多家长在孩子的强大压力下，往往屈服而把孩子送出国；有些家庭则是带着“逃难情结”把孩子送出去；有些家长是为了把自己来路不明的钱洗干净而把孩子送出国；有些家长是看到孩子在国内学习不好没有前途而他们送出去的；有的是因为有一些正规交流项目(这样的项目很不错，但很少)而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还有更多的家长则是被中介公司连蒙带骗把孩子送出去的。遗憾的是，他们在把孩子送出去之后，就像面对断了线的风筝，对孩子的留学真相缺乏真正的了解。

　　现在，在海外华人圈子里已经流传这么一种说法：要想毁掉自己的孩子的前途，那就把他们送出国。这话可能有些偏激，但确实又有大量的留学垃圾故事在佐证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