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精英群体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中国精英群体的社会责任感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相比而言，中国的精英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价值和理念。

　　分析

　　二十多年变化彻底而剧烈

　　南方周末：中国改革已经二十几年，和20年前相比，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什么？

　　康晓光：和改革刚刚起步时相比，中国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与此同时，社会群体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经济上由计划为主导的传统经济转变为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第二，在政治上，政府在相当多的领域已松手，不再将其触角伸向社会的所有角落，国家对公民私人生活也很少干预。第三，主流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剧烈变化。最后是社会群体关系发生剧烈转移。

　　南方周末：面对如此巨大的演变，决策层的应对策略是否适当？

　　康晓光：经过20多年持续市场取向的改革，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群体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只要搞市场经济，你就离不开资产者、高级经理和知识群体，不可能继续敌视他们。

　　事实上，中国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后期已经完成了治理策略的调整，政府对新的精英集团采取的策略是允许、鼓励他们在许可的范围内获得其利益，正是因为执政者及时地完成政策调整，才有了1990年代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但另一方面，腐败、金融风险、社会不公等一系列问题也孕育着破坏稳定的力量。

　　反贫困依然是硬道理

　　南方周末：中国目前的一个问题是贫困群体人数的迅速扩大，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康晓光：中国改革有两个时间段，前十年也就是80年代，社会成员普遍感受到改革的好处，而到后十年，一个基本特征是，精英群体获取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收益。

　　从目前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还是不错的，有人说8%是高估，但再低也不会低于5%，这也是国内外的主流看法。问题是，新增的财富去向何人之手。

　　南方周末：城市贫困群体威胁着城市稳定，中国城市贫困群体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康晓光：先前，政府限制农民进城，方法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粮食制度等，但现在因为有资本的力量，城市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资产所有者看来，只要可以降低成本，才不会考虑被雇佣者是什么户口。

　　对农村劳动力来说，他进到城市，只要能吃饱饭、有回家的路费就行，因为他农村有几亩薄田，可以把社会保障省掉。而城市人则不同，他要养家糊口、供子女上幼儿园，还要交社保、结婚，如果和农村人赚一样的钱，他就会变为贫困者。和这些农村劳动力竞争，城市人并没有优势。

　　从趋势上看，中国原有城乡隔离体系下的城市高工资将继续被打压，开放的过程是拉开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距过程，同时也是拉平城乡中下层百姓差距的过程，当然也是城市贫困加大的过程。第二个拉开，我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

　　精英阶层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南方周末：有人认为，决定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群体，中国精英群体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康晓光：从道理上讲，中国精英群体由三部分人组成：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我认为，中国精英群体获得好处太多，承担责任太少。不久前，比尔·盖茨声称，死后只给每个子女留100万美元，而绝大部分资产留给社会。为什么说这个例子呢？如果从不平等程度上作比较，中国不一定比发达国家严重，但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中国精英群体的社会责任感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相比而言，中国的精英们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价值和理念。

　　总而言之，世俗的法律和传统的道德对精英的控制开始失灵。

　　之所以如此，也和中国社会演变时间有关，因为中国制度转型的时间还短，精英群体还没有时间形成自己的文化和价值，当然也有体制上的问题。应该认识到，一种良性的文化和价值的形成绝不是十年二十年就可以实现，需要长期的过程，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不断磨合、公众不断的压力、精英群体不断的反思来实现。我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精英必须承担责任，而大众必须拥有权利。(康晓光：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报驻京记者林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