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黄不接”的中等收入群体急待发育

　　中等收入群体的长期短缺，使得“社会紧张”在一段时期内还难以消除。为此，我们只有积极培育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条件。

　　路径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在任何社会中，中等收入群体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

　　然而，我们遇到的困境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结构仍然是以中间层严重欠缺为特征的，换言之，中国仍然是一种中下层偏大，中间层较小的“金字塔形”结构，而不是中间较大的“菱形”或“纺锤形”结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它与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密切相关。社会上的多数人仍然是农民群体，在市场竞争中，资本在利润率的驱动下必然大量向城市集中，这样，不能够成为城市社区常住人口的农民，自然就不能够分享资本聚集区域的各项优厚条件。

　　第二，笔者以往的研究曾证明，中国城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处在一个新老交替“青黄不接”的阶段。从相对的意义上看，改革开放以前，国企职工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中等收入群体，也有人称之为“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无论与当时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相比，还是与城市中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劳动群体相比，国有企业职工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占有明显优势。他们是1950至1970年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力量，即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对他们的生活形成重大威胁。

　　当然，国企职工与一般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有明显区别。中等收入群体通常是由白领组成的，是管理者、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等脑力劳动者，而我国的国有企业职工很多是体力劳动者，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称之为中等收入群体，或者是“类中等收入群体”。

　　改革以来，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企职工队伍出现了明显的衰落。迄今为止，一部分传统中间层的国企职工成为城市失业、下岗、离岗、内退人员的主体。

　　我国传统中等收入群体地位的下降，是当前对于社会稳定的主要隐患。近来，人们对社保体制变迁的种种忧虑，对住房、医疗、养老体制变迁的担忧，普遍缺乏安全保障感的心态，最主要地就是反映了“类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态度。

　　我国近年来的内需不足问题，其重要结构原因之一就是：类中等收入群体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构成消费市场的主要群体了。

　　当然，在传统中等收入群体衰落的同时，新的中等收入群体的队伍也正在形成。笔者以为，该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

　　第一是供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第二是传统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收入稳定，上升机会较多，迄今为止仍然是中间层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第三是部分效益比较好的国有、股份制企业的职工层。第四部分是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

　　以上四种类型的中间层，不管是哪一种，其主体还是在中国的中型和大型城市里面，其人数比例还不是很大，与全国就业者、劳动者总数比起来更显得比较弱小了。

　　所以，中国社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形成力量雄厚的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的长期短缺，使得“社会紧张”在一段时期内还难以消除。为此，我们只有积极培育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任务，解决农业人口转向现代产业的最终变革；通过职业结构的调整使得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使得多数人成为职业身份上的中间层，避免金字塔形的职业结构；通过普及高等教育使得多数人有可能在社会身份上进入中上层；通过严格的税收调节缓解贫富分化；以及建立能够覆盖社会多数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李强：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