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游刃有余的“红色商人”，都不足以概括时代赋予蒋锡培(右三)的意义。拥有能力、财富与机遇的蒋锡培，应该被视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平权的直接参与者与首批收获者。

　　原点：江苏省宜兴市展览馆，宜兴市“行政审批证照办理中心”所在地

　　选点：距原点西北方向20里———范道镇远东集团总部

　　采写：本报记者江华

　　世界上有什么可以阻挡时间的前进呢？蒋锡培问。

　　蒋锡培仍然为自己20多年前修表匠的生涯感到自豪，以精湛手艺为别人调校时间的他，20多年来也一直精确地算计着自己的时间。

　　2002年11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亮相，成为蒋锡培最为自豪的成功：“我喜欢钱，越多越好，也喜欢名誉和地位。”

　　在江苏省选举到北京参加十六大党代表的会议上，身为江苏远东集团总裁的蒋锡培很担心自己“选不上”，当他确认自己的名字在名单上时，顿时从会场的座位上站了起来，神情激动。

　　江苏省出席中共十六大的68名代表中，蒋锡培是惟一的一位富豪。

　　中外媒体围绕着这位突然冒出来的民营企业家明星倾注了极多的溢美之辞———中国民间资本的持有者、支配者被执政党和政府认可，这一事实深刻暗示着：在政治权利和权力的调整道路上，中国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

　　蒋锡培说：“中国GDP60%的份额是民营企业创造的，将来会更多。”

　　这显然是蒋锡培所代表的阶层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分享公平权利的真实基础。经过长达20年的贡献和期待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者”而不是“剥削者”的民营企业家群体，渐次浮出水面。

　　对掌控10多亿财富的蒋锡培来说，这也许是他很久以来预期目标中的一个。宜兴市一位主要领导评价说：“他的经营范围和政治愿望已经超越地域。蒋拥有的市场资源和政治资源已经由范道镇(原为范道乡)、宜兴、无锡、江苏，向外扩展。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政治上展示自己的开始。”

　　宜兴市是蒋锡培的故乡，远东集团也成为宜兴市政府手里的一张好牌。

　　自市区向西北45度方向10公里，就是远东集团总部所在地范道镇。范道镇已经把蒋锡培视为改变范道命运的英雄。

　　财富，在历经嫉妒、仇恨、掠夺和打压之后，终于赢得了国家的尊重、人们的尊重和政治的尊重。

　　1980年代：遥望权利

　　虽然在当年的高考中败北，但蒋锡培并不认为自己因此成为“不公平”考试制度的牺牲品。他说，人生剥夺你一个机会，就会给你另外一个机会。

　　蒋锡培1963年4月出生于宜兴市范道乡洋埝村。高考落榜让蒋对学习失去了兴趣。父母刻意让他去干繁重农活，也没能让这个儿子回心转意。他执意要自己赚钱。当时他们家在当地处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

　　17岁的蒋锡培来到杭州修表。他给自己定下了一生中宏伟的财富目标——挣够5万元，买一部豪华的大车跑客运。但才一年，他就实现了这个理想。

　　蒋锡培一开始踏上社会，就成了令人羡慕的富翁。“从一个角度说，历史从那个时候开始造就我。”蒋说。

　　他失去上大学、参军的机会，也没有可能进入政府机关做公务员。没有文凭、没有城市户口，只有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惟一的目的也只能是对金钱的积累，“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翻看蒋锡培的创业史，没有发现血腥和欺诈的记录。在1980年代，个体户遭遇到的，往往是歧视，以及某些力量的宰割。作为对应，蒋满脑子想的，是面对某些权力部门如何周旋、躲避。

　　1987年，蒋锡培遭遇生意场上的第一次挫折，因为和一家国有企业打官司，蒋50万元的财富瞬间不见踪影，在法院的一审和二审也均告败诉。

　　为了等待国有企业的回话，蒋锡培和父亲在皖北一直等了7天。钱花完了，就从10元一天的旅馆搬到5元一天的旅馆；吃饭由一天三顿减少到一天两顿。本来带给当地国有企业作礼物的宜兴茶壶和烟灰缸，被父子两人沿街出卖，换取生存费用。

　　回家路上，父子俩只剩下一毛钱。在再三恳求司机后，才得以欠钱乘车到无锡。

　　当时民营企业或者说“个体户”，要和背后有政府影子、掌握庞大财富资源的国有企业在市场舞台上博弈，不是同等量级的对手。

　　蒋锡培在数度磨难和教训中得出了定律：守法、要和政府搞好关系。

　　1988年，蒋锡培开始做电缆买卖。从浙江到江苏，沿途有很多各种名目的税费关卡拦截。“躲一个松口气。”蒋说。

　　第一次被逮是一个深夜。蒋锡培在离关卡很远的地方下车侦察，发现没有人，但当他返车冲关时，执法人员却突然“冒”了出来。

　　后来蒋锡培学会了融通，次数多了，也就熟悉了。

　　蒋锡培说：“计划经济的强大优势，让个体户不得不承受政策和环境带来的代价。”

　　然而就是在这种躲躲藏藏的经营中，蒋锡培赚取了从夹缝中抠出来的财富。还了债务后，蒋的身份为“百万富翁”。

　　久违市场的中国，蕴涵的巨大生利空间由此可见一斑。

　　1990年代：培育资源

　　入党

　　蒋在199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件令人费解的事。虽然他当时的身份仍然是“个体户”，但1990年代的头两年，关于如何看待私营经济的争论，继1980年代初之后再次呈现激烈态势。

　　有人认为蒋锡培如果不是无意识行事，就是对时局与政治有敏锐的观察。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民营经济的意识形态阻碍便一去不返了。

　　蒋锡培把自己的入党动机强调为对党的热爱。有人则评说蒋是要在这个经济的时代以经济的名义对党作贡献。

　　但毫无疑问，是蒋锡培的富有让他在家乡有了名气。名气，在绝大部分时候是可以与地位划等号的。财富和名气未必就是蒋锡培被中国共产党接纳的原因，但这两点显然让蒋开始受到注意。

　　财富数字的不断突破，使蒋锡培对财富的认识以及积累财富的动机开始发生变化。他要寻求的是来自财富之外更多的成就感和快乐。“我总想另外做些什么。”他说。

　　党员的身份，在庞大的民营企业主中比较少见而显眼。人们对其政治和官方背景的猜测，使蒋锡培在生意场上多了一个筹码，增加了他的信任度。这是党员称号带给蒋的第一个可见的便利。

　　10年之后，了解蒋锡培成长经历的一位宜兴市高级官员分析：党员蒋锡培和人做生意时，合作者感到踏实。

　　第一个行政职务

　　蒋锡培在政治上渐行渐远，得益于当时的范道乡党委书记、现任宜兴市委副书记的张伯宏。张是蒋锡培努力搞好与政府关系、发展政治资源、向党靠拢的有力带路人。

　　1992年的一天，张书记对蒋锡培说，你把自己的企业变成镇办的集体企业，我们帮你落实优惠政策。“为了范道，把企业做大，让更多的乡亲们都到你的厂子里去，厂子还让你干。”

　　厂子拱手送给国家，当时蒋锡培的500万元资产白白丢掉。蒋同时失去的，还有支配金钱和个人收入多寡的自由。

　　亲戚朋友认为蒋锡培在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赌博。

　　政府显然看重与蒋锡培的联手。在集体企业的牌子挂出来后，蒋锡培被当地政府任命为乡长助理。这是他成为党员后获得的第一个行政职务。

　　回报不止于此，改制之后的企业立刻脱解了原来困扰民营企业的税收、银行贷款等等瓶颈问题。到1994年底，企业的销售收入就超过了1.5亿元，企业总资产增长到10倍规模———5000万元。

　　蒋不认为自己是在和政府做交易，从而取得企业经营上的“政治庇护”。他把属于自己的利润放到企业中，3年间向集体送出了700万元个人应得收入。

　　蒋锡培说，从表面上来看，个人的确失去了财富，但从长远的利益来看，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的发展空间。

　　带了“红帽子”的蒋锡培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其影响迅速超越了范道的范围。他和宜兴市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系迅速密切起来。

　　“富商书记”

　　1995年，蒋锡培与宜兴市领导一同到国外进行参观考察。在回国途中，市领导语重心长地说，希望远东能由集体企业进一步向股份制改革。

　　“领导语重心长的话语”，引导蒋开始了对企业的第二次手术，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蒋再次掌握了自己的财富。3年后，“苏南模式”企业显露颓势。一些“红帽子”民营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权责纠葛泛起。

　　蒋锡培的企业第二次改制，在经济上保持利益，在政治上，及时地避免了民营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可能有的纠葛。从“苏南模式”进化到股份制改造的做法，给宜兴市政府的政绩也带来了高分。

　　就在这一年，蒋锡培被宜兴市委任命为范道乡党委副书记。

　　蒋锡培挂职政府部门职务和党委副书记，究竟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他对此的解释是：挂职是中国特色，这只能说明政府领导强烈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同时，挂职也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许多便利条件。

　　1996年，蒋锡培开始在公司建立党的组织，当上了改制成功后的远东公司党委书记。

　　攀上垄断行业的“高枝”

　　经济实力与政治平台的正比例发展，使蒋锡培开始酝酿更大的动作。

　　从1997年到2000年，蒋锡培开始向拥有权力和市场的电力垄断部门靠拢。

　　蒋锡培开始进行长达半年的游说、连横工作，前后十数次的进京和虔诚的等待、诉求，让蒋感受到许多滋味。但他最终等到了与高层决策者的会面机会，这成为蒋与自己的企业走向全国的重要契机。

　　1997年4月，中国电力部门下属的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电电站装备工程(集团)总公司、中国电网建设有限公司、江苏省电力公司等四大国企与远东集团在北京正式签约，成立江苏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远东将原有员工股中68%的股权让渡给四大国有企业。华能集团公司的一位司局级干部成了新远东的董事长。

　　这就意味着蒋锡培在自己34岁的那一年再一次失去企业的控制权。同上一次一样，这次的“失权”，是蒋心甘情愿主动的结果。

　　后果自然在意料之中：新远东的销售创下了历史新高，华能等四家公司每年则从新远东获得了110%的回报。

　　从1997年到2001年，蒋锡培在经营上逐步地获取了额外的资本：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绝对占有优势，是无可替代的资本升值的源泉；而与国家垄断集团的合作，为他的社交环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空间。

　　蒋锡培在1990年代的三步，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艰难履痕，同时也是蒋所代表的那个阶层努力寻求社会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历史。

　　新千年：收获资源

　　蒋锡培的努力没有等待太久。2000年开始，蒋手中的财富和他营造的平台开始说话。

　　2000年4月29日，蒋锡培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出席了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时隔10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南京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蒋锡培应邀出席，并向总书记汇报了远东的党建工作情况。

　　不久，全党开始学习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被党和政府承认，并得到如此重视，是万万没有料到的。”蒋锡培说。“三个代表”使原本就不排斥政治的蒋锡培高度兴奋起来，在许多机关和国企政治意识都渐渐淡化的今天，他却在自己的企业里开始大讲政治，大搞党建。按他的说法，党建工作和经济工作要同频共振。

　　有人评价说，蒋锡培成功地将特有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使中国共产党的威力在蒋的公司“放射出别样的光彩”。

　　2001年，蒋锡培开始走他的第四步。

　　他拿出1亿多元向华能回购远东的股权，结束了长达5年的合作。在蒋看来，“民营企业给国家发展作出了很多的贡献，有足够的实力独自为自己和国家利益运作”。

　　1990年代初期创办的蒋氏企业，终于在10年之后回归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本位，所有的财富成为名副其实的私有。

　　与此同时，蒋依靠自己长期的政治积累，以积极的姿态，涉足政治领域。下面是蒋在2001年和2002年两年之间获得的各种职务：无锡市青年联合会副会长、无锡市工商联副主席、宜兴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记者手中还拿到一份蒋锡培近年获得各种奖励以及荣誉称号的名单：“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十大杰出跨世纪科技人才”、“江苏省十大杰出青年”、“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中国乡镇企业十大新闻人物”。

　　进入新千年后，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收获季节。

　　按照蒋锡培的观点，他入党不是为了升官———做老板的他没这个必要，更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一种信念。10年间，他拿出了几百万元用于修路、办学和扶贫事业；1998年他拿出12万元捐向了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灾区。

　　在蒋锡培的经历中，其关注领域渐次扩大的线索清晰可见，这跟中国20多年来的阶段性变化有关，也跟蒋锡培所代表阶层的独特地位有关。

　　蒋锡培的未来

　　同其他同样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相比，蒋锡培可以说所走过的弯路是最少的，受过的挫败是最小的，几乎是平稳地直线攀升。这恐怕不能简单地用运气好坏来解释。

　　宜兴当地的官员说，蒋锡培善于使用权力和环境之力。

　　在宜兴，像蒋锡培一样拥有巨大财富的人越来越多。当地的一位官员承认，一段时期以来，“有产者”对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政府官员的工作作风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现在我们集团几乎每年都有影响政府决策的建议，”蒋锡培说，“远东的主导地位，已经让范道的政治经济面貌有了很大变化。”

　　很显然，随着中国民间资本的迅速崛起，政府与民营企业主的关系正在重组。

　　在和蒋锡培长达5个小时的交谈中，他始终否认自己在建立与政府良好关系的过程中存在交易的倾向。“政府和民营企业不是对立面。良好的合作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他说。

　　宜兴市的一位官员表示，民营企业占据国民经济发展的份额越来越大，企业主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十六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是明确的，这都正在减弱人们对民营企业的某些负面印象。“寻租市场正被民营企业主觉醒的意识逼迫得越来越狭窄。”

　　蒋锡培现在拥有的头衔和身份能带来多少企业经营的便利和利益空间无法估计。入选十六大代表让蒋锡培心存感激：“我们从夹缝中生存到披衣戴帽，到走到政治舞台的前面。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政府给了我环境，我给政府更多回报。”“你长大了，长高了，就没有人可以低视你。”蒋说。

　　“我们希望的是，在消除了思想上的障碍之后，政府、部门、法律，能够切实地落实十六大精神。”

　　他希望社会从舆论氛围、政策环境上给予民营企业支持；希望各项政策能及时到位；希望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希望与外资企业享受在投资领域方面同等权利。

　　宜兴市一位长期关注企业改革的官员认为，与其把蒋锡培符号化，不如说是中国民营企业拥有政治平权的开始。他说：“也应该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