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主任的丢官之惑

　　陆义宝的丢官之惑，不在于丢官的原因，而在于丢官的程序。

　　选点：距原点西向40里———鲸塘镇南庄村

　　采写：本报记者易颖

　　假如陆义宝还记得听过的评书，他肯定会将自己的“辞职”经历比喻为“杯酒释兵权”。

　　在1998年宜兴市下属村第一次实行村委会选举的时候，1977年转业回来刚当了一年副村长的陆义宝被选为鲸塘镇南庄村村主任；2001年12月的第二次选举，全村2300多张选票，陆义宝以1980张的高票获得连任。

　　南庄村的村民说：“我们选他，因为他做人实在。”

　　而到了2002年10月12日，就在这个实在的村主任忙完公务，回到家里准备揭锅开饭的时候，鲸塘镇党委来了消息，要他去镇政府大楼谈谈工作。

　　“等我从镇政府大楼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啥都不是了。”陆义宝对于这个毫无先兆的“去职”颇多委屈，“黑咕隆咚的”，“我在里面只喝了一杯水”。

　　南庄村村民：主任是被上面撤了

　　如果不是陆义宝到宜兴市人大常委会去反映，还不会有多少人知道“他实际上是被镇里面撤了”。

　　鲸塘镇南庄村就是镇政府所在地。敲陆家的门，有两三个邻居过来说，陆义宝到城里他儿子家帮忙搞装修去了。

　　听说是专门了解他“下来”的事情，大家就有些不平：“才选上去的，下来了我们都不知道，都没有公布，悄悄地就被撤了。”

　　当问到他们有没有人去镇里了解了解情况时，几个人笑了笑，不吭声，但都建议记者去找陈全大问问，“他是我们后村组的组长，什么事情都晓得。”

　　在陈全大看来，陆义宝的“下来”跟南庄村鱼塘的复耕地有关。他打电话唤来了几个村民小组组长补充。

　　“鱼塘复耕事件”跟中国乡村的多数纠纷相似。按照组长们的说法，是村委会将原本属于4个村民组的鱼塘交给了村支书高小明的小舅子——一个外村人复耕，引起了村民不满。

　　而事实上，村里人发现，决定是村党支部作出的。“陆义宝提出要征求组里面的意见，但是高小明不同意。”与陆义宝连任村主任不同，高小明是南庄村的新任村支书。

　　“在有些资金分配的大事情上，主任和高支书两人的意见也不一致。”

　　村党支部是传统村级权力组织的核心，在陈全大等人看来，新的南庄村党支部肯定是对陆义宝有“意见”了。“他们觉得这个‘自治’的村委会不像原来那样听‘一把手’村支书的话了。”听说陆义宝“突然下来”的消息，组民的第一个反应是，“陆义宝肯定被人告了。”

　　对于陆义宝，组长们说：“不管怎样，他是我们选出来的，当然和下边商量走动得多。其他干部都是平时看不见，收钱就出现。他要是不行，村里头还可以罢免他。”在没有什么企业的南庄村，每年近万元的村主任工资不是一个小数目。

　　一个组长拨通了陆义宝的手机，说了一阵，然后把话筒递给记者，“你跟他亲自说。”记者刚出声，那边突然挂了，再拨过去，已经关机。

　　这边几个人笑了起来，“他不想把这个事情搞大，他还想要镇里头赔偿他后头两年的工资和养老保险！”

　　“陆义宝就是有点糊涂，到现在，要的不是政治权利，还是经济补偿！”59岁的许夕清说。

　　鲸塘镇党委：他自己写了辞职书

　　对于陆义宝的“下来”，鲸塘镇党委的解释是，跟年龄和能力有关。

　　“南庄村的经济工作抓不上去，我们调整它的领导班子。陆义宝年纪大了，51岁了，我们想选拔一些有文化懂经济的年轻人上来。”镇党委书记许国明说。

　　记者来到镇党委，已经不是想简单地了解陆义宝“被撤”的原委，陆义宝是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主任人选的更换，不能由上级行政机关或党委决定，而只有两条途径——本人辞职、由村民会议罢免。

　　“陆义宝是自己写了辞职书的。”许国明让镇党委组织委员陆友祥找来陆义宝的辞职申请。

　　上面写着，“关于辞去南庄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的申请：因工作需要，本人同意辞去南庄村村民委员会主任职务。申请人：陆义宝。”落款日期是2002年10月12日。

　　蹊跷的是，“陆义宝”三字同其他的字迹明显不一样。

　　陆友祥解释说：“是我们写好，他签字同意的。”

　　按照许国明的回忆，陆义宝的“调整”问题是在2001年12月10日的镇党委会上就已经决定了的，会上讨论调整的名单涉及到4个村9名村干部，陆义宝是其中惟一一个村主任。

　　“当时是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蒋保君书记提出建议，我同意考察，再征求片长(鲸塘镇党委、人大、政府领导分片各自直接管理几个村)的同意，然后在书记碰头会上通过，最后提交党委会讨论。”

　　鲸塘镇领导班子在对各村前任党支书的离任审计时发现问题，尤其是觉得南庄村的班子太软弱，原想大调整，但正好遇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关键时候。“支部书记都被审计下来了，我们首先得立刻找支书人选，考虑到村里的稳定，所以当时没有换村主任，现在这个过渡期已经完成了。”

　　陆义宝“辞职”之后，南庄村的村主任助理也被换下。鲸塘镇党委任命新的村支部副书记和新的主任助理来负责行政工作。

　　对于陆义宝，许国明的评价是，“工作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也没有什么贡献”，“人老实，带点糊涂，去向不明的钱让他签字他就签字，制度必须执行，结果冤枉赔那么多钱。”

　　许国明所说的“制度”，是指鉴于过去村级财务混乱的情况，鲸塘镇从2001年开始实行财务集中管理，核定每年各村的各项费用支出，并要求费用超支部分按照支书50%、主任30%、会计20%的原则由村领导班子集体承担。南庄村的财务状况就因为前任村支书的离任审计而首当其冲地暴露出来。

　　在“南庄村财务制度执行情况”表格上，记者看到，费用的超支额是212237元，其中陆义宝名下是58252元。

　　问及高小明和复耕地的事情，许国明回避了，“亲戚不亲戚不知道，农村这种事情多，我们不好管，但是工程费用的问题已经纠正了。”

　　在采访完鲸塘镇党委后，记者多次试图跟陆义宝取得电话联系，但电话里的声音一直表示对方已关机。

　　陆义宝：我是被迫签字的

　　一直避而不见的陆义宝在3天后突然打来电话，同意“聊聊”。

　　中等个头，有少许白发的陆义宝一进门，就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两本“当选证书”，说：“我是群众选上来的，党委研究决定要我辞职，我想问问，这个错误还可不可能纠正？”

　　陆义宝的说法跟镇里介绍的情况基本吻合，但心理感受却相去甚远。“10月12日下午5点，支书高小明打电话来，说蒋书记和陆委员找我。等我到镇里面一坐，就发现是挨个挨个地找谈话。”

　　“当时镇上停电，屋子里头都黑乎乎的，一开头就说，你的工作任劳任怨，脚踏实地，镇领导都是认可的，主要是年纪大了，党委会研究决定要调整班子，你就不再担任主任职务。”

　　“我都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说我这个村主任是选上来的，不能说不让当就不当了。陆委员就做我的思想工作，说多做一年少做一年没有什么关系，总该没什么意思，总该要下来。”

　　“还让我签字，辞职书都是写好了的，就放在茶几上。我不想签，陆委员就跟我说，这是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的。笔都递过来了，没看清楚写些啥，黑咕隆咚的就让我签字。”

　　“我当时跟他们说，你们党委决定的，我也没办法，我要回去咨询，看这种做法对不对。”

　　陆义宝自己的分析是，“复耕地的事情跟高小明结了怨，他就到上面反映说我不支持镇里头的工作。”

　　就在辞职的前几天，陆义宝刚刚参加了宜兴市人大和民政局组织的“村主任法律知识培训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江苏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辞职以后这段时间，陆义宝把培训班上发的材料翻来翻去看，越想越觉得自己吃了亏。第一次去市人大、民政局反映，对方还说镇里面的做法是错误的，等再去，得到的回答却有些含糊了：“你都在辞职申请上面签字了啊！”他咕哝着说：“字是被迫签的，那个时候，口口声声都是镇党委集体研究决定了，人就守在边上，要你签，我一个村主任能拗得过去？”

　　从宜兴市人大掌握的情况看，陆义宝的“去职”是个例外。在全市2001年12月新换届选举产生的400多个村主任中，“这是惟一冒出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