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到了，北京行知实验中学的一个操场上，初一某班的孩子们正在排练舞蹈。

　　行知学校，目前北京最大的外来工子弟学校之一，全校共有3000多名学生，由于校舍紧张，学校在全市十多个教学点里租房办学。尽管这些教学点都在城乡结合部，校舍极为简陋，但每月的租房费用仍高达20多万元。

　　行知实验学校，只是北京市众多外来工子弟学校的一个缩影，目前，北京全市共有此类学校数百个，7万名外来工子弟在此入学。这些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了宝贵的受教育机会的学校，大多数生存艰难，时刻面临着要关门的危险。

　　外来工子弟学校的存在，凸显出一个问题：流动人口的子女受教育权如何保障？在身份及户籍壁垒尚无法撼动的情况下，谁为这些孩子们的明天负责？　　　本报记者张英卢嵘／文

　　教育投入主要包括人力、物资和资金。这些年来，我国的教育投入固然在稳步增加，但仍然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以下仅以四个衡量一国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为例，来看看我国与世界教育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在。

　　教师的数量和质量，是影响教育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1992年，每千居民中各级教育教师数目，中国为13人，与发展中国家平均值13人相当，低于世界平均值(16人)，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值(24人)。

　　各国的公共教育经费总量，可分为六个档次：美国高出日本近一倍，遥遥领先；日本高出德国、法国近一倍；意大利、英国等国在150亿—700亿美元之间，居第三档次；墨西哥、韩国、比利时等国在100亿—150亿美元之间，居第四档次；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在100亿美元左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50亿美元以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存在较大差距，与比利时、丹麦、奥地利等国相当，与巴西、韩国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与公共教育经费总量相比，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更能反映一国教育资金投入的整体水平。以1992年为例，发达国家除日本和西班牙以外，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都在5%以上，其中挪威等均在7%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2%，最不发达国家平均为2.8%。而长期以来，中国公共教育经费约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为2.0%，只比全世界八个极贫穷国家的比例略高一点。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教育投入，2000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比上年增长15.9%，但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2.18个百分点。2001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达到3.19%，但仍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人均公共教育经费我国也远远落后。发达国家的人均公共教育经费，绝大多数在1000美元以上，瑞典高于2000美元；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在1000-1500美元之间。中等发达国家在100-500美元之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低于100美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只有9.4美元，也低于印度的11.47美元。

　　由此可见，我国教育投入偏少，教育物质技术条件较差。在当前情况下，增加政府的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最重要举措。

　　(以上材料数据均引自新华社等媒体报道，或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