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点：春林苑西北5里———广州某报

　　自述：广州某报记者张夫

　　我很“不幸”。从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开始，我就一直是单位里的“二等公民”。我之所以称自己是“二等公民”，是因为在我的眼里，同单位里的“正式员工”才是“一等公民”。

　　我出生在东北的一座中等城市。1994年，我成为该市一家广播电台的记者，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内地，那时的新闻媒体作为纯粹的事业单位，刚刚有些市场化的倾向，所以也就刚刚有“招聘”这回事，所以同一间办公室里也就有了正式与非正式两种不同身份的编辑记者。

　　我属于“招聘”的记者，所以待遇自然与分配或调入电台的“正式员工”不同。差别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工资，我的工资固定在每月150元，而“正式的”却是按档案工资，每月要比我多3-5倍。这样的情况整整持续了一年，一年后我开始有稿费，而基本工资仍然比别人低一半左右。再比如福利，单位里经常给员工发点东西———这也是一种福利待遇，但我只能拿到“正式工”的1/2。不过这还算不错的了，因为更大更重要的福利，如住房和一些基本的保险，像我这样的“招聘工”根本就享受不到。

　　那时，办公室的小女孩时不时会拿着各种表格分发给大家填，但每次总是越过我。虽然我心里不是滋味，也只能忍气吞声，“谁叫咱不是正式的呢”。但最终还是遇上了一件忍无可忍的事——与我同期甚至比我晚进电台的那些正式的编辑记者一个个都评上了职称，而我却被告知：“没落关系，不能参评。”这件事气得我半疯，因为我是台里获奖最多的记者，我的工作不比任何人差。

　　在这家电台干了3年之后，我的忍耐到了极限，心存的希望彻底破灭。

　　我决定离开。

　　这时正巧同城的一家报社招聘，并且许诺可以给聘用的员工事业单位的正式编制。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跳槽到了这家报社。在那里，我拼命地工作，为的就是得到一个记者应得的“名分”。

　　可是没想到，一年过去了，我仍然是“二等公民”。报社当初的承诺没有落实，曾经历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又一次在我的身上重演：我们这批聘用工的基本工资比正式工低一半，甚至出差补助都要比他们少；各种保险、补贴、公积金同样也是啥都没有。

　　这一切，同样不是因为我“无能”。不客气地说，在这家报社里我仍然是一员“干将”，我每年都能拿到的各级“新闻奖”就是有力的证明。然而，我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改变命运的方法只有一个：与领导搞好关系。我发现这里的情形与我先前所在的那家电台几乎一模一样：那些工作能力比我差很多的人，甚至办公室打杂的、行政办开车的，一个个都得到了“正式编制”。理由很简单，就因为他们与领导的关系好。而我们这些奋战在第一线的人，因为不会或不屑做巴结领导的事，所以有限的名额当然落不到我们头上。

　　跻身“一等公民”的希望再一次破灭，我也又一次选择了离开，而且是“远远地离开”。

　　2001年，我应聘到广州一家报社就职。之前我想，在这个经济发达、处于改革前沿的城市，应该不再会有那么明显的不公与歧视了吧！

　　可是我又错了。

　　在广州，我的“二等公民”的地位依然“牢不可破”。虽然这家报社自1998年后对新进的员工都实行“聘用制”，然而，同样是聘用，却也分三六九等。我属于“部聘”(也就是报社下属部门聘用)，与“大聘”(即报社聘用)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的。比如，住房公积金，“大聘”有，我没有；公费医疗，“大聘”有，我没有；养老保险，“大聘”有，我没有……惟有劳动保险，我和“大聘”同样享有———这已经算是一个进步了吧。

　　同一间办公室里有一个工作没有几年的小女孩，因为是“大聘”，已嚷嚷着要拿“住房公积金”去贷款买房，而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住房公积金”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个头痛脑热，“大聘”们可以到报社医务室去拿药，而我遇到这种情况，只好厚着脸皮求关系好的“大聘”，“帮我去拿点药吧”；而真正大病的时候，他们可以拿着医疗本到广州市的定点大医院就诊，个人只需付20%的费用，而我，所有的医疗费用都必须忍痛自己掏腰包。

　　同一间办公室工作，同一个大楼里出入，同样的工作性质，而我却处处低人一等，为什么？

　　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能按劳动法的规定给予我应得的待遇。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想过按劳动法的规定向报社提出这些合理的要求，但始终没敢开口。说句实话，我真的害怕如果这样做了，反而会因此失去这个工作机会。

　　我总在劝自己，其实我大可不必如此恼火，这么多年的“二等公民”身份我早就应该习惯了；何况，与我同样境遇的人并不少，同一间办公室里不就有好几个吗？

　　但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在期盼这种不公平的状况能够彻底消失。

　　可是要等到哪一天呢？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