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点：春林苑西北50里———广州市白云区联边村、江夏村

　　采写：本报记者陈海

　　广州西北城郊，几个相同的下午，一群不同的人，他们曾经的农民身份和就业上的现实难题

　　菜农刘再盛

　　见到刘再盛是2002年12月21日下午3时，在他家门口。他把装菜的箱子一个个抬进长安小货车后厢内，码好。再有一个小时，他与母亲要去广清公路旁的江南批发市场拉菜。那里，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应有尽有。

　　刘家在广州市白云区联边村。

　　24岁的刘再盛看上去比这个年纪要显老，表情沮丧。父亲说他很少笑，原因是“太辛苦了”。

　　三兄妹，再盛是老大，初中毕业后就帮父母卖菜，一卖就是7年。

　　每天凌晨3时，再盛与父母就起床了，把头天夜里进来的蔬菜拉到不远处的嘉禾农贸市场。这时候，就有人来成批地选购蔬菜，送到广州市内各宾馆、酒楼、茶肆。6时前能卖掉一半，然后是附近的大小排档、居民来买菜，农贸市场才开始一天最热闹的时候。

　　通常是上午9时至10时才能吃到早餐，卖到正午，回家休息。午觉必不可少，下午4时又要去进菜，夜里9时才能回家，更晚一点回来也是常事。父亲的身体就是这样拖垮的，消化道、呼吸道都有严重的炎症，再盛说。所以进菜他不再要父亲去。

　　市场里1.8米长的档口需要300元／月的租金，加上各种税费，每月要扣除400元。父亲刘桂生说前几年每月能挣2000来元，现在只有1000元的收入。市场里卖菜的人越来越多，河南的、四川的、安徽的，连汕头、化州的菜农也往这里挤，菜价压得很低，利润也越来越薄。

　　1000元用来维持这个家庭的运转显然相当艰难，妹妹还在念书，弟弟在海珠区打工，工资微薄，补贴不了家里。村里集体福利搞得不好，2001年一家人有4000元的分红，2002年仍无音讯。

　　这里曾经是广州市的蔬菜供应基地，计划经济时代有任务指标，那时候种菜是“包赚不亏的”。1980年代末刘家还有4.1亩的耕地，现在只剩下1亩，刘桂生早不种菜了，地租给一个江西人，一年收800元租金。

　　弟弟的工作不稳定，常换，去年他拿回家4000元，今年考车牌，父亲还贴了1000元。老刘最担心的是女儿，今年高三，成绩不好。一家人起早摸黑，对她的学习根本关心不上，女儿有时还要帮着卖菜、收档、做家务。从前还是英语课代表，现在考试常常不及格，上大学是指望不上了，让老刘头疼的是，高中毕业后她怎么办？

　　刘再盛早就想摆脱菜农的身份，但一来这个家离不开他，二则他没有过硬的技能。

　　开车，是他认为自己惟一可以谋生的手段。他悄悄地留心报上的招聘栏，往往上午看到某单位招司机，下午去时，人家已经招满了。

　　有几次，用人单位看了刘再盛的简历就当场回绝———他们需要的司机至少要有高中以上文化。

　　最近的一次见工是半年前。广州市某公交企业招聘公共汽车司机，刘再盛与朋友相邀前往。朋友被录用了，再盛被拒，因为公司需要城镇居民户口。

　　4个月后，联边村集体“农转非”。可没有人知道，因为户口，刘再盛刚刚与他的第一份“非农工作”擦身而过。

　　联边村，现隶属白云区嘉禾街道，人口4500人，可耕农田仅千余亩。2002年10月集体“农转非”，居委会的改制正在进行。

　　按一位村委会负责人的说法，全村至少75%以上的村民失业在家。这位负责人说，村里的企业以化妆品厂为主，村民希望企业多吸纳一些村民就业，但企业有自己的考虑，超过35岁的人不要，本地农民不要。

　　因为“外地人能吃苦”，“好管理”。4500名居民的联边村有外来人口..2万人。

　　“外地人抢了本地人的饭碗”在周边的村子比比皆是，只要有工厂、有商店，就能听到普通话。

　　“农转非”的李若

　　2002年12月23日，我们走进毗邻联边村的黄石街道辖下的江夏村。同样的情景真实再现：街上人流如织，无数年轻人在闲逛，台球桌边、士多店外，总聚有一群人，打牌或者喝啤酒。稍有不同的是，这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了，仅有的300亩耕地也已被征。明年，菜地里将长出新的楼盘。

　　江夏北21巷4号，李若的家。

　　这是一间平房，石棉瓦盖的顶，在周围楼群的挤压下显得局促而逼仄。修房子花了他2万元，借的。因为没钱，房子没打地基，严格说来这是一栋违章建筑。6岁的儿子趴在李若肩上，与父亲嬉闹。向西200米，是李若的8分菜地———只能种到2003年初了。

　　李若失业在家快3年了，妻子在村里一家私人毛纺厂做工，月工资400元，李若种菜每个月能有300元的收入。他们每个月有500元-600元的开销———不包括孩子上学的费用，所以少有节余。年终村里分红(去年有6000元)，是三口之家最大的一笔收入。

　　李若从前是有工作的，高中毕业后在石井镇小坪村某鞋厂做工，认识现在的妻子，1996年结婚后离开工厂。

　　离开工厂后李若才发现，再找一份中意的工作有多么难。他在周边的化妆品厂打过零工，嫌工资低，两个月后便辞工；他还在广州环市东路上的一家期货公司做过业务员，找客户拿佣金———也只是短短的3个月；他在停车场当过收费员；他还摆过地摊，做过“走鬼(广州人对无证小贩的称谓)”……万般无奈，他想回从前工作过的那家鞋厂，被拒绝了。

　　更多的时候，他呆在家里，接小孩、做饭、种菜。而身边更多的朋友同他一样，赋闲在家。

　　他的身份在2002年6月份发生变化，由农民变为城镇居民。身份的变化并没有给他带来实际的好处，他能感受到的变化只是“作为城镇居民，只能生一个孩子”。

　　尽管妻子没有抱怨，他还是感到难堪，于是外出找工。

　　屡屡碰壁。李若给我们的解释是，年龄大了(其实他才28岁)，没有技术(他在鞋厂、化妆品厂干过)，所以别人不要。李若绝不承认自己懒，“你哪见过有懒人种菜？”

　　就业岗位太少是客观的事实，李若也认同“太多的外省人抢了本地人的饭碗”一说，“工厂不要本地工”，在这点上，李若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他去过几次劳动力市场和职介所，因为“老是要交钱填表”，交表后又无任何回复，“也不退钱”，李若再也不相信所谓的职业中介。

　　说李若吃不了苦显然不准确，但没有一样工作他能做得长却是事实(除了种菜)。李若说，如果可以的话，他情愿做回农民。说这话时，他一脸的严肃。

　　尽管之前作过仔细的观察，江夏村委书记(老建制仍沿用)李万和透露的数字还是让我们吃了一惊。李说江夏村90%的村民没有工作，即将完全丧失土地的他们以物业出租谋生，租房租地租门面。所属经济社每个季度按效益有为数可观的分红。

　　但李万和还是为年轻人今后的出路担心。他对街道在就业上的某些政策有看法，比如聘街道保安、聘社管员，不要本地人，因为“外地人好管理”。就业岗位本来就少，李认为这种歧视性的做法不利于竞争。

　　“年轻人读完高中就退休”是江夏村及广州城郊农村的普遍现象。事实上，在与本地人的竞争中，外来工具有的不挑岗位、吃苦耐劳、服从管理等优点，使他们在这场无声的就业大战中占尽了优势。

　　外来农民郑志发

　　45岁的郑志发说他的年龄在这场竞争中已没有优势。他选择了开店，很小的那种，8000至1万的成本，“亏了也能承受”。

　　老郑仍是农民，家在粤东北的大埔县。家中有上了年纪的母亲，一女在读，儿子外出打工。种田不挣钱，他的地长年包给别人。在家他们是做陶瓷器的，开作坊，生意一度红火，后因市场变换，大埔县的许多陶瓷厂倒掉了。

　　作坊开不下去，老郑带上老婆卢芳外出谋生。

　　走一天看一天，老郑想，不行就回家种田，再搞点副业。这是1999年离开家时的想法，现在也是。

　　从前做陶瓷挣了些钱，够老母亲和女儿生活开销，老郑少了些后顾之忧。“在外面自由多了，不用束缚在田地上。”郑志发说，但他得适应没有土地的生活。

　　他们的第一站是深圳，那里“有亲戚可靠”。每天在布吉街上卖客家豆腐干，一个月的收入在1500元左右。

　　后来布吉规范市场管理，禁止在街边摆摊，而农贸市场的档位月租金500元-600元，押金1万元。老郑傻眼了，“我租不起。”

　　不让摆着卖，卢芳挑着卖。一天碰上管理员，管理员抓起箩筐掀翻在地，白花花的豆干全糟蹋了。

　　老郑来广州是因为老乡们说“这儿能挣钱”，梅州人做小本生意一度成气候。2001年是在附近的解放庄，2002年5月份把小店开在江夏村青龙大街西二巷。

　　这是一条稍显偏僻的小巷子，行人稀少，所以租金不贵。底楼一房一厅350元／月，厅就是门面。斜对面也开了家小店，规模与老郑的相仿，“资产不过万”。许是担心邻里关系，老郑一再否认两家存在竞争。

　　这几个月的生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做不起来，每月维持2000元的营业额，还要倒贴100元，最近3个月都是如此。“再这样下去，只能关门了。”卢芳说。

　　2002年12月23日下午，我们到来之前的几个小时，小店只卖出一包烟，..5元。从4时我们到来至5时40分离开，仅卖出两包方便面，2元钱。这天的营业额是22元。卢芳“指望夜里再卖一些”，通常情况，凌晨2时才关门。

　　热天里水和冷饮最好销，冬天只能靠香烟。中秋节300元的营业额是今年最辉煌的一天。

　　十来天前卢芳开始谋划着出去找工做，到餐馆洗洗碗什么的，但丈夫有病，成日里病恹恹的，卢芳委实放心不下。

　　生意不好，卢芳也就缩减日常开支，反映在吃上，平均一天8元钱。今天早午餐两口子吃的是稀饭和榨菜，下午卢芳买回的菜是：连皮猪肉半斤，3元；油麦菜一把，0.6元；卷心白菜一个，1元。

　　生活艰难，卢芳感叹。至于今后的打算，卢芳说“过了年再考虑”。

　　她问我们每个月有没有2000元钱的收入。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说：“实在羡慕你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