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公平的时候，我们必须谈到社会保障制度，因为这是实现公平的最重要的制度保障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备与否，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向西五十里”就保障部分的采访原点，我们选择了沈阳。之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到辽宁省沈阳市，是因为这里汇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光荣，和转向市场经济时的艰难；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被列为国家社会保障改革试点的地区，这里是一个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这里是分布在大半个中国的城市的现在，或者将来的缩影。

　　我们的目光还投向了南方的浙江，这是一个计划经济遗产最少、计划经济包袱也最轻的省份，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更多的阳光，这阳光尽管还不充足，但已经让我们欣慰，它还让我们憧憬：这里的今天，就是其他地方的明天。

　　我们的目标是呈现真实，因此我们试图全方位地记录，工人、农民、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自由职业者、失业者、无业者，我们重视来自学术界的观点，我们同样，甚至更希望倾听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声音。

　　我们尽到了职业新闻人的责任，但是我们离开沈阳时仍然带着遗憾，因为我们没有采访到沈阳的政府主管部门。

　　因此，我们的心头依然萦绕着诸多疑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作为国家的社会保障试点省份的省会，沈阳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资金缺口，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够，是地方财政支出比例偏小，还是如穆怀中教授所言，“主要缺口来源于企业”？或者，是社会保障标准定得过高，超出了当地的经济承受能力？

　　我们的认识肯定是片面的，但我们的调查和我们的知识提醒我们，如果辽宁企业缴纳的社保资金比例高于浙江的企业，那么缴不足社保资金的责任主要就不应在企业。至于保障的标准，我们在沈阳的见闻告诉我们，这个标准如果不能说“低”，那么也绝对说不上“高”。

　　我们试图在任何一次采访中都保持职业新闻人的冷静，但沈阳市东谟村一个青年农民的话还是让我们无法平静，当我们问起为何给孩子买商业保险时她说：“我们的未来倒无所谓，但不能让孩子也和我们一样。”是的，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农民为我们的国家付出得太多，得到的却太少。正如专家们所言：“同为中国公民，农民当然享有与城市人口同等的权利。”

　　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在浙江看到，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已不只是停留在口头和纸面，那里的政府承担起了一个人民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我们有幸约到郑功成教授的文章，他让我们看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本义是什么，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社会、公民各自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有关方面的认识尚未廓清。

　　我们的知识让我们懂得，不切实际的奢望只会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绝不奢望中国现阶段就建成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

　　我们充分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在进步，一天比一天进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把对困难群体的扶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对每一个公民都有生存保障的前途满怀信心。

　　□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