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农村：让我们从零开始

　　在距离沈阳市中心不足25公里的东谟村，社会保险，无论是养老、失业、医疗还是工伤，对村民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事物，他们把希望留给了下一代，在这个250多户、约1500人的村子里，70%以上的家庭给年幼的孩子上了商业保险

　　选点：东谟村、联盟村———沈阳市中心向西不足50里

　　采访：本报驻京记者吴晨光

　　养儿防老

　　“社保？农民咋会有社会保险？”2002年12月19日，邓德英抬起布满皱纹的脸来，疑惑地望着本报记者。随后，他下意识地瞅了眼身边的老伴儿，她的表情同样迷茫。

　　当市里的“并轨”改革正在热烈进行时，邓德英———这位沈阳近郊的农民，仍困惑于“社保”这个新名词的含义。尽管，他居住了40多年的东谟村隶属沈阳市苏家屯区，距离市中心不足25公里。

　　“农民拥有土地、房屋，让农村的社会保障改革不如城市迫切。所以，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村的社会保障还处于零状态。”辽宁大学副校长、社保专家穆怀中教授说，“而在目前，国家在社保方面的投资，90%以上用于城市人口。”

　　但这并不等于农民不需要社会保障。他们同样面临着老、病，以及失去土地———也就是变相失业———的问题。

　　从1990年开始，邓德英家一直以种植葡萄为生。现在，他家共有8亩地以及半亩大棚，全部栽种着葡萄。这种经济作物也被引进了邓家的院子，那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土堆下，寒冬的树藤正在沉睡。

　　“侍候葡萄并不比种田省多少力。”在邓德英的描述中，这是一项辛苦的工作，“除了日常作息之外，春天要施两种肥——化肥和农家肥；夏天要防虫，特别是绿色的、藏在树叶中间专吃叶子的大豆虫；而到了深秋时节，把八亩地的上千棵葡萄树埋进土里，也是累人的活儿。”

　　东谟村村支部书记梁作安介绍，在该村的250多户居民中，有半数以上靠种植葡萄为生。但近几年来，人们的日子却不太好过。1996年之前，这里产的巨峰葡萄每斤能卖到六七角钱，但现在只有一角五分钱。

　　秋天，应该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对于邓德英等果农，却是痛苦的日子。很多人在葡萄园旁边挂起了大牌子———“两毛钱随便摘！”“但每年的肥料钱是必须的，加之水、电、农药等其他投入，一共需要三四千元。”邓德英说。

　　连续亏损5年，让邓德英不得不把以前攒下来的钱拿出来，扔进地里。“我们只能这样做，虽然那是我们的养老钱。”这位49岁的农民说。为了省钱，他抽着呛人的烟叶子，而他的老伴红色的袜子跟上，缝着两块绿色的大补丁。

　　当存折上的钱越来越少的时候，邓德英开始指望自己惟一的儿子。“多少年了，我们这里都是养儿防老，”他说，“当然，就算有了像城里那样的养老保险，我们个人也交不起钱。”

　　打工的日子没保险

　　邓德英的儿子邓洪国在村子附近的一家私企打工。为了每月500元的工资，这个24岁的年轻人不得不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七天。但邓德英对于儿子的工作还算满意，因为这份做纸壳的工作还能保障邓洪国现在的生存。

　　对于1999年秋天的那次工伤，邓洪国不愿提起。但在他母亲的描述中，那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事情。“当时孩子还在制药厂上班，负责看管一种高温气罐。”母亲说，“那天早晨，当他看到一个大气罐漏气时，就跑上去打算把它关掉。”

　　但是1000多摄氏度的气体喷在了年轻人的脸上，他摔倒了，痛苦地用手捂着脸，在地上翻滚、大叫。

　　在苏家屯区医院躺了半个月后，邓洪国恢复了健康。母亲曾叮嘱医生，要用最好的药，她不想让儿子年轻的脸上留下伤疤。但代价是，他的父母共花费了4000元积蓄。

　　“厂子没有出一分钱药费，”邓德英，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说，“他们也没有给孩子上保险。”

　　“我们村子里，一共有100多名年轻人在附近的乡镇企业打工。”邓洪国的朋友张力(化名)说，“但没有听说一个人有劳动保险———包括工伤、养老、失业以及医疗。”

　　与其他打工者相比，张力属于“混得不错”的那种人。有着10年工龄的他，在村子附近的一家大型化纤企业担任班长，手下有12名工人。他不必忍受每天12小时的连续工作，也不必像普通工人那样吃饭只有20分钟、上厕所只有5分钟。他月薪近1000元，穿着价值700元的衬衣，家里有冰箱、彩电以及宽大的皮沙发。

　　“但我同样没有保障，这就是我和城里人的差别。”张力叹息说，“而我的那些同伴们，很多人连要求上保险的意识都没有。不信你问问，有谁知道《劳动法》？我看到的工伤多了，把手切掉的都有，又有谁知道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由于长期在化纤企业工作，张力落下了职业病。每当走进车间的时候，鼻子和喉咙就会不由自主地“发卡”、眼睛流泪，这是对车间中漫天飞舞的纤维的过敏。而这种刺激也会被带到家中，让他彻夜难眠。

　　据村支书梁作安介绍，位于该村属地上的企业共有四家，共安置了村中上百青年劳力。企业所交纳的一些管理费，也是村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在社保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强求。”梁作安说，“何况，村里也没有权力要求企业。”

　　而当记者以村中人的身份，就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有关问题咨询苏家屯区劳动部门时，一位负责人答复说：“乡镇企业打工者的工伤保险是应该有的。但就沈阳目前的状况，给他们建立养老、医疗及失业保险，还没有明确要求。”

　　“合作医疗”资金不足

　　东谟卫生所坐落在村南口。稍有动作，那扇破旧的木门便发出“吱吱”响声。

　　村医张国忠一边询问着病人的情况，一边向炉子里添煤。窗外是广袤的东北田野，风把积雪吹成粉末，寒气从窗缝、门缝中不停地钻进来。

　　“农村的医疗条件就是这样。”张大夫环顾着四周说。由两间平房组成的卫生所里，两张床、一个药柜、一套桌椅、一条长凳是全部家具，用来挂吊瓶的支架是一根长竹竿。这里能做的最大手术是割除人体的一颗肉瘤。即使像切除阑尾这样的“小手术”，农民们也只能赶到区里做。东谟村只有张国忠一名医生，消毒、麻醉的设施也远远跟不上。

　　今年54岁的张国忠已有34年的行医经验。艰苦的条件，让这个赤脚医生出身的大夫要兼职内、外、骨、儿各科医生，他甚至为人接过生。由于没有X光、心电图等仪器的帮助，几乎所有病症都需要临床诊断。

　　在张国忠的印象里，东谟村一带的医疗保障改革有过两次，他称之为“合作医疗”。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村民到市、区医院看病可以部分报销——急性病报销70%、慢性病50%，钱由村(当时是大队)、乡两级财政垫付。但没有实行多久，就因资金困难告停。而在2000年，该村所属的城郊乡再次推出了“合作医疗”，同样由个人、村、乡各出一部分资金，村民看病可报销部分药费。但因三方面资金都不能到位，计划最终流产。

　　所以，今天的农民们看病仍需全部自支，就算你得了癌症。“为了给人们省钱，我免去了挂号费、诊断费。”张国忠说，“而这里的药品，也比市场上的价格便宜1／4。”

　　张国忠打开了他的药柜，这里陈列着数百种药品。但大多是复方甘草片、板蓝根等低价品，最贵的不超过20元。

　　“即便如此，也有很多人看不起病。”张国忠叹息说，“有些人来了就直说，大夫我没有钱。可都是乡邻，没钱你也要给他们看病。这几年来，我这里一共积下了5000多元的债务。”

　　目前，这个医疗所已经承包给张国忠个人。但如此惨淡经营，让他觉得少利可图。“希望农村的合作医疗能早日建立。”张国忠说，“大家不再为看病去吝惜那几毛钱，医疗所的经营状况也能逐步好起来。”

　　孩子的未来靠商业保险

　　“村民的社会保障也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东谟村支部书记梁作安说，“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资金从哪里来。”

　　与周边的其他村镇相比，东谟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从梁作安的语气里可以听出，他很羡慕与东谟同属城郊乡的联盟村———那里的农民保障搞得很好，因为大量海外务工人员给该村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及经济效益。

　　但东谟目前还没有一家村办企业。土地租赁以及提留，是这个东北村庄的主要经济来源。“除了教育、征兵、计划生育等各项费用，村子能控制的钱实在有限。”梁作安说，“而村里人均月收入不足400元，在这种状况下，谈社会保障不太现实。”

　　目前，该村能够享受到社会福利的只有三人。其一是位姓马的残疾人，今年40岁的他因脑瘤生活无法自理，由区民政部门每月补助15元；另外两位也是因病长期卧床，村里会不定期地上门送一些生活必需品。每逢年节，3个困难户还能从村里领到一些慰问金。

　　相对于社会保险的缺失，商业保险却出人意料地在东谟村普及开来。

　　“四五年之前，就有平安、太平洋、中国人寿等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到村里来推销保险，”家住村口的周威说，“他们或者走街串户，或者把摊位摆在我家门前的路上，引得人们围观。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两三伙儿人。”

　　由于经济实力不足，邓德英一家拒绝了众多保险营销员的推荐；而张力对商业保险不信任，至今没有购买任何险种；周威认为自己年轻，打算过几年再考虑这个事情；但他们的邻居李勇，则为自己9岁的女儿李晨阳投了保。

　　那张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险单，保存在李勇家的大衣柜里。险种是“66鸿运”，孩子从4岁开始投保，每年交纳720元，直到17岁。而到了60岁之后，便能从保险公司每年领取2000元养老金。

　　李勇说，由于他一直在外面干装修，家中积攒了些钱，而且耳濡目染了不少关于保险的知识，所以给孩子投了保。“我们的未来倒无所谓，但我不能让孩子同我们一样。”李勇的妻子在一边搭话说。

　　据该村主任介绍，在这个拥有250多户、约1500人的村子里，有70%以上的家庭给自己年幼的孩子上了商业保险。

　　一个“村级社保”的范例村

　　2002年12月20日，记者来到东谟村支书梁作安多次提到的联盟村。

　　若非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村落。它有着13栋外贴白瓷砖的六层居民楼；有着漂亮而规划整齐的社区公园；有着自己的阅览室、老年活动中心和酒吧。可以说，位于沈阳西郊22公里处的联盟村的基础建设，绝不落后于沈阳市里的任何一个中档社区。

　　而在社会保障方面，联盟村的村民也正向城市人口看齐。虽然，这里的“社保”只是村内部的福利。

　　“目前，村民能够享受的保障有两种———养老和医疗。”联盟村村支部书记朴永进对本报记者介绍说，“而对于那些特困户，我们也会依据情况给予特别照顾。”

　　始于1983年的“养老保障金”，针对的是该村60岁以上的老人。最初每人每月30元，目前是100元，而从2003年起，每人每月可以拿到200元。这是一项非常纯净的福利，因为人们不必在年轻时向交费。现在，正在领取养老金的人共140名，约占村总人口的1/10强。

　　有着5年历史的“医疗保险”，则是村子与一家保险公司合办的。村里每年向保险公司交20000元左右的现金。如果村中人得了病，最高可以报销1000元药费，但人数不限。

　　据朴永进称，“村级保险”的基础在于该村较强的经济实力。作为一个朝鲜族聚居村，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很多人到海外务工。流利的朝鲜语，可以让村民在韩国通行。今天，走出国门的打工者已经占全村年轻人一半以上。村中只有2%的人以种地为生。

　　最早的海外务工者又给村里引进了大量外资，或者自己回来投资。目前，位于村内的企业所交纳的“管理费”、村医院及农业收入支撑着村财政。朴永进不愿透露每年村财政的具体收入，但他介绍，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不少于6000元，这还是保守数字。

　　但是，联盟村的“村情”是独特的。据记者了解，苏家屯区的17个村子中，只有红星村因为村内有矿，才得以实施类似联盟村的内部福利。

　　“我们有条件把富余的钱拿出来，去保障村民的未来。”朴永进说，“而当村民们认识到，你在为他办实事的时候，他们会更努力地为村里创造价值。”

　　尽管联盟村“村级社保”的做法已让同属苏家屯区的很多村落羡慕，但朴永进仍希望加入真正的社会保险。他说：“那样会让人感到更安定更可靠。可以采用像城里一样的办法———国家、村子、个人各负担一部分。如果政策出台的话，我们村的资金会马上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