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勉 李颖

　　2002年的最后一天，德国总理施罗德结束了在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成为2002年宾客盈门的北京最后一位离去的贵宾。这一年，正如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周文重日前在中外记者新年晚会上所说的，“是中国外交十分活跃的一年”，中国人频频听到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声音，同时，首都北京也成为各种声音交流、冲突、融合的地方，毋庸置疑地成为世界政治、外交中重要的平台。

　　2002年来到北京的外国政要非常多，媒体形容“2002年的中国外交像过大年”

　　记者从外交部礼宾司获悉，2002年来到北京的外国政要非常多，其中国家元首有24位，包括巴基斯坦总统、南联盟总统、约旦国王、埃及总统、摩洛哥国王、美国总统、印尼总统、加纳总统、俄罗斯总统等；政府首脑有19位，包括蒙古总理、挪威首相、希腊总理、澳大利亚总理、罗马尼亚总理等；副元首级有4位，包括文莱王储、尼日利亚副总统等；副总理有11位。

　　各国领导人虽然只是短暂停留，却足以展现他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习惯和爱好。就“住”来讲，亚非拉国家领导人多住在坐落于北京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鲍威尔等住在豪华的、更有美国风格的国际俱乐部，欧洲领导人则按照自己的喜好住在北京城里风格各异的五星级酒店。

　　临近2002年岁末，国内和国外媒体上对中国外交的评论文章也是越来越多。美国《华盛顿邮报》在其报道中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日益成熟，中国现在视自己为主要参与者，因而显得有信心、有主见。”国内媒体则引述中国专家的话说：“2002年的中国外交像过大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王在邦先生对记者评价说，2002年的中国外交确实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信、理性、务实和成熟。这一年，令人可喜的是，中国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而成为世界经济的惟一亮点。中国对外关系方面也是可圈可点，集中表现为中国外交顺应“9·11”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与时俱进，理性务实，积极稳妥地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尤其在处理众多复杂棘手的国际问题方面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举世瞩目。

　　穿梭往来的领导人和频繁的会谈使北京成了国际新闻的一个重要来源

　　2002年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数量和级别彰显出北京已是国际交往中的重要一站。

　　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世界各国领导人对到中国访问越来越重视，大国领袖希望通过访华使自己在全球性问题上的政策得到中国的支持，使双边关系更加稳定；中小国家领导人也希望通过对中国的访问提高自己的影响。但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国事访问是通过外交途径安排的，而且在级别和数量上是对等的，相比而言，也许从工作层的副总理、外长的访问中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这一作用，而今年这种访问很多。

　　曲星教授分析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除了按双边安排来华访问的美国、俄罗斯、德国、乌克兰、埃及等大约30位外国首脑外，还有很多官员以“工作访问”、“过境”等形式的访问，而这些访问往往具有更具体的外交运筹的内容。比如，2002年年初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剑拔弩张，双方在实际控制线两侧屯兵百万，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在这关键时刻，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去尼泊尔加德满都开会从北京“过境”。人们注意到，从巴基斯坦去加德满都有很多路线，如果一定要从中国过境的话，中国西部很多城市都可以成为过境点，用不着绕道北京。巴基斯坦总统舍近求远，显然是要来北京进行外交活动，而此前不到两个星期，穆沙拉夫刚刚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此后不久，矛盾的另一方印度的外交部长辛格也来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2002年8月份，穆沙拉夫再次过境中国，每次过境都与中国领导人会见。

　　如今伊拉克上空战云密布，矛盾的双方在寻求支持时都不会忽略中国。2002年1月，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来华进行工作访问，8月份伊拉克外长萨布里又来中国访问；美国方面除布什总统2月来访谈到伊拉克问题外，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先后两次来中国进行工作访问。与此同时，伊拉克的周边国家官员来华进行工作访问的也特别多：伊朗议长12月来访，科威特军队总参谋长12月也来访问，以色列外长、埃及总统、约旦国王2002年都到过北京。

　　曲星教授说，由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由于中国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关系，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及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行动手段的增加等等，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独特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出来。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本来就在世界外交的核心之中，近年来亚太地区的热点增多，使得中国在世界外交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因为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特别是亚太问题离开了中国就无法解决，中国对这些热点地区的政策自然会引起各方的关注。

　　穿梭往来的领导人和频繁的会谈使北京俨然成了国际新闻的一个重要来源，世界上很多重要新闻媒体选派精兵强将驻扎此处。据记者了解，《纽约时报》驻北京有3名记者，美国有线电视网有6名记者，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的一些新闻机构的驻京力量也与此相当。记者在跟一些外国同行交流时了解到，由于国际传媒业普遍资金紧张，有些新闻机构裁撤了其他地区的记者站，但北京的报道力量却有增无减。有外国记者承认，他们非常关注各种力量在北京进行斡旋的“外交艺术”，这些内容被敏感的外国记者们称为“猛料”，新加坡某大报的记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北京的‘猛料’很多呦！”

　　北京成为世界政治中心之一的趋势已开始显现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空前提高，北京在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引人注目。专家在向记者解读政治中心城市时说：世界主要大国的首都和重要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地的城市都可以被认为是世界外交舞台，特别是纽约、华盛顿、巴黎、日内瓦值得一提。纽约是联合国总部及其安全理事会所在地，世界上所有需要经过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的重大问题都在这里讨论并决定，与此相关的外交斗争都在这里展开。在这里，打击方与被打击方、制裁方和被制裁方、大国与小国、富国与穷国，至少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各国之间的唇枪舌剑、觥筹交错令人眼花缭乱，因此纽约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国际外交舞台的中心。

　　但是，在当前国际关系的现实中，很多问题的解决与否，决定权却往往不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而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因此，在重大问题解决之前，有关各方往往在华盛顿会晤、磋商，这是在多边领域的情况。在双边领域，情况就更是这样，可以这样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把与美国的关系作为其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有的希望从美国得到援助，有的希望利用美国来制约对手，有的要避开美国的锋芒，因此华盛顿每天都是双边关系的舞台。

　　巴黎之所以成为重要外交舞台，不仅是因为法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国有接纳各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传统。法兰西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宽容、人文等精髓使巴黎具有了容纳冲突各方的文化环境，而法国外交政策中的独立自主色彩也使巴黎具有了某种中立的氛围，适宜举行国际谈判。一些重大的国际冲突就是在巴黎得到解决的。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有关越南战争的巴黎谈判，90年代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当年中美关系解冻时两国也曾利用巴黎作为双方接触的渠道。

　　日内瓦虽然不是大国首都，但瑞士是一个“永久中立”国，日内瓦是除了纽约之外拥有最多国际组织的城市，国际外交活动在这里展开非常合乎逻辑，也容易被冲突各方所接受。新中国最早参加的国际会议———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就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

　　北京现有外国驻华大使馆137个，国际组织和地区代表机构17个，外国新闻机构190个。在北京设立的国外驻京代表机构已超过7000家……“北京有北京的长处与特点”，王在邦先生说，“一国首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归根到底反映着该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程度，而北京地位的重要性也是中国地位特殊性的反映：其一，中国乃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其二，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三，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举世瞩目；其四，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北京乃历史文化名城。从长远看，北京在世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与影响还会提高，北京成为世界政治中心之一的趋势已开始显现。”

　　当然，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不应过高估计。不可否认，中国已经进入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但是，韬光养晦、冷静客观仍然是中国外交应当坚持的战略。十六大提出，中国未来20年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意味着国家发展仍然置于首位，外交应服务于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专家们认为：现在看来，对北京的地位要有一个正确的评判，在北京这个“外交平台”解决的主要还是中国周边地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