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作为国家社会保障改革试点的沈阳的社保现实，一股悲凉之感涌上心头。据1月1日的《南方周末》报道，沈阳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有非常苛刻的条件：家里有电话、电视、手机的，戴金耳环、养狗的，房屋装修过的，一经发现就“拿下”，这是“上面的政策”。一户人家家里养了四条狗，被居民举报，于是拿下；另一户居民也是个特困户，原来每月可以得到最低生活保障补助16元，但因为家里有电话，16元就被拿下了。

　　更有甚者，按规定，人均收入不足205元的家庭可以进入最低生活保障。但沈阳有一个“视同政策”，就是有劳动能力的，不论是否找到了工作都视同每月有300元收入，以至于只有一只手的残疾人赵永利，也被认定有一半的劳动能力，每个月要“视作”有100元收入。有关专家教授和有关执行部门对此的解释居然是“养贫不养懒”，“只有身体残疾并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孩子，这样的人才能拿到低保。”

　　一项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居然严苛到了如此地步，已近于人格污辱和人格歧视。这不是社保资金足不足的问题可以解释的，而是我们的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推卸责任。承认不承认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是一回事，社保资金足不足的问题是另一回事，前者是原则问题，后者则是技术问题。原则问题没有商量余地，技术问题则有巨大的弹性空间。也只有先把责任和义务搞清楚，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症结和关键。否则，原则不保，技术问题永远不能获得解决。

　　姑且不论现实贫困的城市低收入人群有多少人宁愿不干活，也要领取那每月微不足道仅能糊口的十数元“最低生活保障金”，不妨把这么严苛的政策称之为对穷人实行“穷籍”政策，即只允许穷人过一些有权人想像中的穷日子。且不言我的愤怒，只说低保户能不能养狗以及家里能不能拥有电话。

　　一户人家家里养了四条狗，表面上有点“那个”，要知道在城市里，养狗养宠物可不是那么好玩的，通常都是些有钱又有闲的主儿的闲情逸致，一家有了四条狗，岂非又有大钱又有大闲？但如果仔细深入想一想，也许就全不是那么回事。居住在城市的穷人，心灵孤寂养养宠物又有什么不可以？要知道同样是宠物，穷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富人有专门的猫粮狗食，穷人则只供残羹剩菜，但这并不影响宠物们“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的。另一方面，万一这家穷人养狗并不全是为了心灵寄托，而是为了伺机将狗出售，将养狗作为迫不得已下的一项家庭收入来源也未可知。如果是这样，这项政策岂不是在剥夺穷人的生存发展权？电话的道理也相同，万一人家装个电话，仅仅是接听不打出，为了方便找个临时工什么的，不让人家拥有电话，又是多么残忍呢？

　　至于房屋装修过、拥有金首饰、电视机什么的，统统不能享受低保，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曾经拥有”，甚至是父辈相传或结婚纪念什么的，虽然如今没落了，但是至死不愿看着它们丧失，这又有何罪呢？难道非得逼他们把这些东西一一变卖，然后流落街头空无一物才行吗？　我们知道，在西方许多国家，家庭如果只拥有一套自住房，是不能计入其财产的，因为他一定得住着，不能变现钱，你总不能把他们赶到街头露宿吧？且不论我们的贫困救济，还没有考虑过贫困人口的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就是在糊口问题上，竟然对穷人的严苛到了今天这样不堪的地步。这样的严苛，与其说是在救济穷人，不如说是在从物质上到精神上全面剥夺、压迫穷人的生存空间(如不能装电话诸如此类)和精神自由(如不能养狗诸如此类)，如此“帮穷”，却反而令穷人难以翻身。如此随心所欲地、不经合法程序地给穷人制定“穷人生活标准”，真正的弱者就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童大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