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的议案，在许多老百姓看来，既“权威”又“神秘”。“权威”在于它常常来自基层，反映民声；“神秘”在于它可以直接影响“高层”，甚至罢免官员。随着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的临近，代表、委员们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物”。

　　一位连任三届的老代表最近在与记者闲聊时无意说出了一个十届人大期间曾发生的颇有意思的细节——

　　“一位被我领衔建议而罢免调离的局级干部，前两天还打电话来给我拜年呢。自他被‘罢官’后，我们竟成了好朋友，年年元旦春节他都登门或打电话问候我。”

　　记者不无吃惊地问：“您领衔建议罢了他的官，他为什么还这么服气？”

　　这位代表笑着回答：“他不是对我服气，而是对越来越‘刚性’的人大任免制度服气！”

　　这位老代表的话不啻是对近年来人民代表行使监督、质询、罢免权力的生动注脚。

　　从对副市长级别的高层干部人选提出异议到对全市“钱袋子”——财政预算的强力监督；从为解决山区吃水难呼吁奔走到解决“京骂”问题；从“过街天桥的胶垫该修了”到“重新规划北京公共交通网”……为了议案的落实，一次次往返考察奔波；为了人民的意愿，一次次果断地按键表决。回顾近年来，人大代表们正是这样按照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用自己的一双脚、一双手身体力行地推动着首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

　　-民生议案夯实民主基石

　　　相当大的一部分议案和老百姓的

　　　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每天天不亮，房山区口儿村几百户坡上人家便早早地将水桶拎到山下排队，各式各样的锅碗瓢盆在山道上蜿蜒地排成了一条长龙，因为限电，这里每天只向四个村供水一小时，且逢3日、13日、23日停水。几百双焦急的眼睛紧盯着那道细细的水流，兄弟、妯娌、邻居因为一桶水而反目争吵的情形经常可见。

　　然而这一切，现在早已成为了历史。因为人大代表李淑媛的一份《口儿村等村民饮水问题亟待解决》的建议，2001年年底，有关部门终于为9个缺水村村民建成了水井和配套输水管线，使长期困扰房山区9村1794户、4752人的人畜饮水难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翻阅着这一届人大代表厚厚的议案、建议办理情况卷宗，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句式经常跃入眼帘：这就是“告别……历史”。如上所述，李淑媛代表的一纸建议使房山区9个村告别了吃水难的历史；又如史文炳等代表“加强山区基础教育”的议案使本市山区49个贫困乡400多所中小学告别了贫困校的历史；冯维海等代表《北京公厕应取消收费规定》的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后，从2001年3月起本市告别了公厕收费的历史……

　　告别了一段历史，意味着翻开了新一页的历史。综观5年来，市人大代表提出的9000多件涉及方方面面的议案、建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和咱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这些议案、建议都是把老百姓的切身需求和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从而促进了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出“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科学民主的政策和决策。

　　应该说，这些政策和决策带给老百姓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新生活，更有精神上的新面貌。房山区佛子营乡班各庄中学的老校长马向飞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该中学是人大代表们力促而成的“山区教育建设工程”直接受益的山区贫困校之一，从1998年该工程实施开始，在市人大和各级政府的密切配合下，该中学已从原来300多名学生没有一本藏书到目前建起了拥有13000多册藏书的图书室，翻修了200米跑道的大操场，添置了37部电脑……“硬件”设施的改善使师生们有条件开展“国旗下讲话”等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学生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学生们随地吐痰、随意打架的情形少多了。

　　已连续三届的市人大代表陆国市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人大代表提建议、写议案一定要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就是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此，落实一件件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建议、议案，促成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这一进程本身就是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奠定了坚强的基石。

　　-监督“钱袋子”制约“指挥棒”

　　　行政权力的“指挥棒”如果没有限制

　　　势必产生权力寻租的腐败

　　行政权力的“指挥棒”如果没有制约，势必产生权力寻租的腐败。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对民主政治的论述中特别强调：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正是人大代表众多的议案、建议把这种监督落到了实处。

　　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叶立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财政预算是所有政府行为中最核心的部分，随着民主法制进程的加快，近年来人大对本市“钱袋子”的监督力度确实在明显加大。

　　早在2000年市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孙震岩等21位代表就对本市如何管好用好“钱袋子”提出了议案，议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本市在预算外资金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即一些行政部门乱收费、私设小金库和无人监管，议案、建议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对本市预算资金的使用情况加以规范调整。这一议案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代表们对行政部门依法理财的监督意识。

　　根据财政体制改革、预算管理新形势的要求和代表的议案，2002年3月，经过本届市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北京市预算监督条例》正式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本市“依法理财”的步骤和措施，使人大代表对本市“钱袋子”的审查再也不是“糊里糊涂”地举手通过，而是有了切实的监督。本市财政预算年年都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作出调整：1999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了1900万元，国庆50周年庆典增加了1亿元；2001年，根据48位人大代表建议，市经委等三个部门就执行十五计划第一年情况向代表们进行了汇报；2002年，市计委从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发展非公经济等11个方面对财政计划草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在采访中，还有一个“经典”的议案办理案例总被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一些代表提及，那就是刘会阳代表在本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酒仙桥附近彩虹路长期无照明，应尽快安装路灯”的建议，建议承办单位市市政管委不仅提前三个月落实了建议内容，而且进一步对本市照明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将500多条无路灯的道路纳入市政计划，准备逐年解决照明问题。代表们普遍对政府机构这种高效的办事作风和善于将代表建议在职能范围内进行延伸的做法表示赞赏。

　　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专家夏学銮就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加强对权力“指挥棒”的制约和监督，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一些政府部门必须放弃或缩小“指挥棒”的“有效范围”，而与此同时，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行政部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职能却不能弱化，而且应该进一步完善、延伸和创新。北京市市政管委承办彩虹路路灯议案的“经典”之处正在于此。

　　-一份特殊的“进程表”

　　　“橡皮图章”已经变成了

　　　响当当的“钢印”。

　　连日来当记者就“橡皮图章”和“举手机器”的说法与一些人大代表交换意见时，所有的受访者都异口同声——“橡皮图章”已经变成了响当当的“钢印”。

　　为治理污染了10多年的小月河而奔走不辍的市人大代表吴守伦，颇有感触地向记者回忆起落实这项议案的一些细节：那是在本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由于经过了一年的治理，小月河仍然还清无望，于是吴代表和其他代表一起约请当时刚接管这项工作的副市长刘敬民“当堂对质”，有的代表激动地向副市长问道，有关部门如果不能治理这条臭河，能不能把它填了？能不能明确谁是负责人？刘副市长听罢代表“质问”后详细向代表们解释了小月河治理过程中排水管线欠账较多、雨水污水管合流因而治理周期较长等细节问题。

　　出乎代表们意料的是，刘副市长前一天刚刚从小月河沿线实地勘察归来，他当场向代表们拍了胸脯：“我是小月河治理的总负责，阎仲秋(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负责协调，吴沛济(时任市市政管委副主任)是一线指挥！治理具体方案今天就定下来。”令代表们满意的是，本来准备了一个小时的约谈时间，实际只用了半个小时，刘敬民副市长就已经把一切布置停当。

　　应该说，小月河的治理从那时起层层提速，去年5月治污工程正式开工，9月20日全部完工，小月河污染难题得到了彻底根治。吴守伦代表感叹道，副市长能虚心听取代表们不无尖锐的“质问”，并且当时就作出实打实的兑现安排落实代表的建议，这难道不是对“橡皮图章”一说的有力反讽吗？

　　　“是铁的制度保证了人民代表的权力永远是‘刚性’的。”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室的工作人员给记者打印出一份特殊的“进程表”——

　　1995年，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明确承办议案单位在3个月内必须给代表答复；

　　2000年，市人大常委会致函市政府办公厅，要求把向人大常委会报告重点议案办理的汇报人从局级主管领导提高到主管副市长的级别；

　　2001年，根据市人大代表建议，市房地局、市市政管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均建立了与人大代表的“直接联系渠道”，确定了接待日时间、网上办公和主要负责人“一接即通”的联系办法；

　　2002年，作为经济监督核心的《北京市预算监督条例》由市人大常委会重新修订，“群众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在预算中的收支安排情况”被列为九大审查重点之一……

　　随着键盘有节奏的敲击声，这份特殊的“民主进程表”展现在记者眼前，同时它也展现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指引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正在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正在我们眼里化为一个又一个现实。

　　-文/本报记者朱冬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