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场副指挥长黄春平(右)和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刘竹生　杨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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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人航天是航天技术的集大成者，它对世界格局和国家的国际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影响

　　本报记者程刚石丁

　　1月7日下午，北京北郊的航天城，“神舟”四号飞船的返回舱回到了它的诞生地。

　　“准确发射、正常运行、安全回收”，“神箭”———长征二号F总指挥、发射场副指挥长黄春平如此概括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正式载人之前的4次飞船发射。

　　载人航天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可靠

　　黄春平是在他工作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里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位运载火箭专家说：“1月9日，我就要去开一个会，准备载人火箭的工作安排。”黄春平告诉记者，俄美在正式载人前发射了十几次，而我国只发射了4次就要进行载人飞行试验，感到压力很大，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很不够的。因为火箭、飞船的安全性、可靠性是靠概率来统计的，要有一定子样。至于应对措施，黄春平说：“‘神箭’、‘神舟’四号的技术状态和载人时完全一样，直观地看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我们在数据分析中不会放过任何微小的问题。考虑到不会再试了，所以我们的原则是以4次试验为准，技术状态能不改坚决不改，以更加‘严、细、慎、实’的作风搞好第五次发射。”

　　另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是宇航员。黄春平说：“目前正在培训的宇航员有14人，其中2人是教官，当然，他们也能上天。”2名教官曾在国外接受过培训，回来后再教其他人，“因为全部都送到国外培训费用非常昂贵”。黄春平告诉记者，“神舟”飞船准备了3个宇航员的座位，发射设计也是按照3人来考虑的。至于首次飞行上几个人，视具体情况而定。在未来，将有科学家上太空搞科研。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将在今年10月发射升空。黄春平表示，这个时间目前还不能确定，万一数据分析出了什么问题，整个工作进程可能就会改变。黄春平的同事告诉记者，“神舟”四号飞船的发射时间就在黄春平的坚持下推后了一天，原因是原定发射的那一天气温低到了零下28摄氏度。黄春平说：“虽然我们的仪器是按照零下35摄氏度照常工作的标准设计考验的，但有规定低于零下20摄氏度不得发射。载人航天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可靠，为什么要冒险赶这一天？那可能把载人工程至少推迟两年完成。”

　　黄春平提到，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是于1992年9月21日经中央专委批准的。当时就确定了“三步走”的中国载人航天规划：一期先搞载人飞船，之后再建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最终建立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在21世纪初使中国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

　　载人航天正是空间实力的一个标尺

　　“神舟”四号的发射，得到批准去现场采访的国内媒体记者屈指可数，就更不用说外国媒体了。但是，这些外国媒体的记者想方设法打听有关的消息，他们最关心中国载人航天在安全战略上的意义。黄春平说：“所有国家的航天事业都是从研制导弹开始起步的，全世界都一样，国家有这个安全需要。后来航天技术才更多地服务于国计民生，比如通信卫星、资源卫星、救灾卫星、海洋卫星等等。我们是以和平利用空间的目的来搞航天事业的。”

　　“国家安全”里有领海、领空的概念，领空通常是指在领土、领海之上一定高度之内的空间范围。再往高，大气层之上呢，那是太空，被称为在陆地、海洋、领空之外的人类第四疆域。然而，国际上并没有明确太空里哪块是哪国的范围。黄春平说：“设想一下，你头上很高很高的地方就有别国的太空设施，你干什么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你有什么感觉？因此，我们也要发展空间技术。”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发展空间技术是单纯为了民用的。美国曾着手建立庞大的星球大战作战平台。海湾战争中，美国发射了大量卫星，严密监视伊拉克。美军的每个小分队都配备了卫星定位系统接收器，人在哪里，发布什么指令都一清二楚，根本不像过去打仗，还靠短波电台联系。

　　中国军方一位搞战略研究的人士说，正因为技术都一样，所以专业人士都明白运载火箭能把飞船精确送入预定轨道对导弹意味着什么，多模态微波遥感技术对侦察监视意味着什么。在现在和未来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要想不受制于人，就必须有相当的空间科技实力，否则就会被人欺负。载人航天正是空间实力的一个标尺。美国的一份官方报告称，载人航天是航天技术的集大成者，它对世界格局和国家的国际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影响。1961年，当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宇宙飞船安全返回，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太空轨道飞行的宇航员时，美国感到大惊失色，觉得他们一夜之间就从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上掉了下来，于是立即集中力量搞“登月计划”。直到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他们才重新找回了优越感和自信心。

　　中国下决心集中人力、财力，加速载人航天的发展

　　正因为空间技术具有如此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中国才坚定地下决心集中人力、财力，加速载人航天的发展。迄今，载人航天工程包括的宇航员、应用、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和回收场七大系统，一共动用了100多个单位、3000多个厂家的数以万计的科研、制造、统筹人员，整个工程投入巨大。

　　黄春平向记者解释了这笔费用的用处。其中大部分花在地面的建设上了，比如工厂、基地、设备等等，形成了固定资产，可以通用在许多国民经济领域。“真正打到天上去的钱，其实并不多”。

　　载人航天比不载人航天难在哪里

　　黄春平告诉记者，宇航员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出丝毫意外。为了实现载人航天这个目标，“神箭”———长征二号F火箭增加了故障自动检测系统和逃逸系统。故障自动检测系统里设定了310种故障模式分析，一旦发生危险立即自动报警，命令宇航员逃到安全区域。谈到逃逸系统，黄总起身走到矗立在办公室内的“神箭”模型旁，指着其侧面4个折起的栅格翼说道：“这是逃逸系统里最难的部分，我们曾想咨询一下俄罗斯专家，他们开价1000万美元，最后还是靠我们自己解决的。”

　　关于中国航天技术的整体水平，黄春平说，虽然我们宇航员的上天时间比加加林要晚42年，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航天技术比美俄落后42年。他分别从火箭、飞船、卫星等方面做了分析。作为运载“神舟”飞船的“神箭”火箭的总指挥，黄春平自信，中国运载火箭是世界一流水平。在宇宙飞船方面，与目前俄罗斯仍在使用的“联盟”号飞船相比，“神舟”飞船体积更大，内部设备更为先进，总体来说已经达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水平。中国的卫星发展水平相对要滞后一些。美、俄的卫星寿命达到了十几年，而中国的卫星寿命还只有几年，主要是在卫星自带控制系统的火箭推进剂问题上有差距。

　　黄总告诉记者，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到现在，完全靠自己，“作为科技人员，我们非常希望与国外同行展开合作，但是基于经济实力、知识产权、政治因素以及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中国的载人航天只能自力更生”。黄春平认为，目前制约中国航天事业的，是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还不是特别强大，生产工艺水平不够高，还不能投入足够多的资金，但他相信，只要国家加大投资，经过15—20年的努力，中国的航天事业完全可以赶上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