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渤：因海湾而改变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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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遥远的中东的海湾战争，13年前直接伤害到了一些中国公民，他们伤痛不但存在至今，而且还在加深

　　“还有比我更惨的人吗？还有比我们这个群体更痛苦的吗？对于战争，我们的体会是切肤之痛，13年了。”孙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3年1月4日，大雪把胶东半岛的烟台装扮得干净异常，使之成为一望无际的白色世界。

　　“而我却是脏的，由于受到贫铀弹的核辐射，以及在海湾战争中受到的其他现在也不知道名称的武器的侵害，我已经不是正常人了，我的染色体已经有了变异，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当时和我一起在海湾地区工作的其他中国人，也都有类似的病状。现在我们经常联系，互相鼓励，继续活着。”孙渤说。

　　海湾遗梦

　　孙渤发表过一部10万字的书稿——《海湾遗梦》。孙渤是真把他的梦留在了海湾，根本不曾想到自己的一生已经被那场战争完全摧毁了。

　　1989年7月，孙渤到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工作，此后随着该地区的战事变化，辗转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尚未宣布海湾战争正式停火之际，于1991年3月又被紧急调往科威特参加被毁的中国使馆重建工作，成为首批重返科威特的6名中国外交官之一。此后在那里工作到了1992年2月。

　　外经贸部人事司1995年9月26日出具证明信，上面写着：孙渤为我驻科威特人员的紧急撤离做了许多工作，为保证国家和驻科人员的财产不受损失尽职尽责，不辞劳苦，完成了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恢复和发展中科经贸关系做出了努力，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战火仍然频繁燃起、炸弹就在身边爆炸、地雷密布的环境下搜集材料，曾被伊拉克士兵武装扣押；后又帮助240多名中建公司的中国人及时安全地撤离……

　　正是这些行动，将孙渤完全暴露在核辐射下。孙渤是当时在科威特工作的中国人员中清理战场、搜集材料最多的一个，这也使他成了有相关病兆的群体中最为严重的一个。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现在变成了一刻也离不开治疗的病夫。

　　当时在海湾地区的新华社记者江亚平有同样的病痛：“虽然我的问题没有孙渤那么严重，但同样在回国后逐渐出现了影响我的健康的相关病兆。”

　　另外两位记者唐师曾、王继雨则称自己幸运：“现在的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

　　痛苦的生存

　　染色体严重变异，身体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生殖系统等方面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协和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及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看病的医学权威王绵之等机构和个人，均为孙渤作出了类似的诊断。

　　江亚平则全身肌肉、骨头剧痛，“疼的时候，我就跪在地上磨自己的膝盖。”他说。摄影记者唐师曾现在的身体免疫力极低，已经影响到他正常的野外拍摄工作。

　　当时新华社驻海湾地区首席记者丁文，及当时的驻科威特大使馆武官曹彭岭，现在均患癌症。

　　“你说，我还是个人吗？”讲述完自己的病情后，孙渤反问道。

　　从1997年开始，孙渤不分时间地点，呕吐加剧，呼吸困难。面对记者，他几乎说一句话就停下，深呼吸后才能继续。他情绪不稳定。“我经常有管不住自己的时候，甚至还会打自己的耳光，反正也感觉不到疼。”孙渤说。

　　与记忆力严重衰退的孙渤进行对话是困难的，他自己也承认：“我几乎记不住在说什么。”从破旧的沙发里起来，对他就像干一场重体力活。

　　“我们这些人回来后，均有不适，后来发现我们的症状竟都一样，再后来，看到美国的一些关于患有海湾战争综合症老兵的报道，才知道，我们得的就是海湾战争综合症。得出这么个结论，我们都感到非常害怕。”

　　“1991年4月，重返科威特后的一个月，我身体开始感到严重不适，胸闷、咳嗽、呕吐、头部剧烈疼痛、控制不住情绪。随后，这种不适加剧。我1986年以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四年全优的体育成绩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毕业，是我们那一年级仅有的四个有这样体育成绩的毕业生之一，身体强壮，但现在，成了治不了的病秧子。”孙渤不想回忆当时战场上的经历，说到那段往事简单带过。

　　“任何响一点的声音，都会把我带回硝烟弥漫的战场，就像做恶梦一样。你根本理解不了那种煎熬。与其这样，我宁愿当时在海湾地区被一枪打死或被炸死，现在这种生活漫长而没有终点，折磨更大。我在那之前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在我就要走向事业辉煌的时候，一场战争把我毁了。”孙渤说。

　　他还有过在火车上听到大一点的响声，被惊醒并翻下卧铺崴伤脚的经历。“在梦中的那一刹那，以为自己正在战场上。”

　　孙渤的父亲现在患小脑萎缩，母亲眼睛哭得几乎已经看不到东西，不能生育、婚姻也于前年破裂的孙渤不但不能尽人子之孝，还让父母操心。。

　　“上不能孝敬父母，下断子绝孙，中年又孤身一人，这是战争对我造成的最大伤害。”孙渤说到自己不能享受一个人最根本的天伦之乐时，情绪开始更大波动，“我原来认为自己日后还会有更好的发展，但现在，为了治疗而变卖家产，已经家徒四壁了。落差太大了。”

　　“我现在已经不能从事正常人的工作了，精神上没有任何支撑，”说到这里，孙渤犹豫了一下，“我的性功能已经完全丧失。我也是个人呀，但是现在我在物质上、精神上已经得不到任何享受了。”

　　这一点，正是江亚平、王继雨、唐师曾对孙渤最同情之处。“他的确什么享受都没有了。”江亚平说。

　　“美国的海湾老兵现在正在争取去伊拉克，不是去打仗，而是去阻止战争的发生，因为他们知道战争的残酷，平常人是很难有这种认识的。”孙渤说。

　　曾经的精神寄托

　　有一段时间，孙渤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

　　因为身体原因，孙渤从外交岗位被调回家乡烟台，边工作边休养。

　　2001年3月一起和孙渤到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做检查的几个人，包括唐师曾，都承认，随着病情的逐步加剧，原来做的工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93年调入烟台大学后，孙渤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周授课28节，曾经是该校外语系授课最多的人。

　　“我拼命工作，就能暂时忘记病痛，而且还可以做出贡献。最初我还能站着讲课，后来坐着。有时候我就在课堂上吐血，但有同学们的理解，我也觉得值。”

　　一直到去年，孙渤还是带着一身的病痛努力工作。在他来任教之前，烟台大学建校8年只有1个人考入孙渤的母校上海对外贸易大学就读研究生，而孙渤在四年的时间就带出了10个考入其母校的研究生。

　　他的学生高润恒去年7月被清华大学录取，现已开始博士研究生学习。孙渤还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这位同学的来信。此外，虽然自己经济拮据，但孙渤仍然资助他的学生张克伟2000元钱，令其度过学习的难关。

　　“我8年做了18年的工作，这是校方给我的评价。”孙渤说到了自己的成绩，露出了难得一见、饱含成就感的笑容。

　　对工作狂最大的摧残，莫过于让他丧失工作的权利。孙渤现在已经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了，这种基于成绩带来的精神寄托随之破灭。

　　相对于孙渤，其他几个人还好。

　　“我还好，不管怎么说还能做具体的工作，疼痛还是能忍的。”江亚平说，“但给我按摩的盲人医师曾经和我说过，没见过背部肌肉硬得像一块铁板的，这种情况，说不影响具体工作也是假的。但我比孙渤要好，他现在什么也不能做，精神上很空虚。”

　　唐师曾则明确表示，由于身体情况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所以现在很少有机会去自己想去的地方采访了。

　　“现在知道孙老师的人是越来越少了，”烟台大学外语系大二学生何长彪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了他的担心，“我只是通过帮助孙老师复印一些材料才知道他的经历，孙老师自己很少和我们说起自己。我现在担心的是，以后的同学来了，不知道孙老师，连帮助他做点事的人都没有了。孙老师太苦了。”

　　身体的价值

　　“惟一支撑我的，就是我感觉我现在这个身体还有价值。我现在的精神还不错，就是因为这个认识在支撑着我。”孙渤一直想把自己的身体无偿献给相关的医疗研究部门，他甚至怕等不到那一天，现在已经想好了遗体捐献的事情了。

　　孙渤不能拥有一个正常人所拥有的梦，现在的一个不“正常”的梦想，能不能实现？

　　孙渤的新梦就是把自己变成实验品：“在中国，我们这些饱受现代武器侵害的人不多，然而，这个群体却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如果能通过研究我们这个群体，得到缓解甚至找到救治‘海湾战争综合症’的方法，那在战略上的价值得有多大？”

　　“但是我辗转了很多医院、医疗研究机构，都没能实现我的梦想。我身体这么多年的变化，是多么珍贵的一笔数据，但现在，一点系统的记录也没有。如果就这么死了，一点价值也没有了。我们这个群体对于对治疗这种病是有价值的，存在价值却被忽视了！”

　　“王绵之老先生曾经表示，不要漠视我们这个群体出现的新病状，要新事新办，如果漠视，就是失职。在海湾战争中有80%的武器是首次使用的，需要我们国家就此作出研究。但遗憾的是，到现在，我们这个群体仍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甚至在我们治病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高级研究部门的领导人说我们没病，不要往‘海湾战争综合症’上靠了，好像我们这个群体在利用这种病，我们感到无比的气愤！我们有很多病历，上面都有非常专业的诊断结果，怎么还会有人这么说呢？我们在海湾地区的时候就有很明显的反应了，难道还要回到中国后才装病吗？”孙渤对他求医路上曾经遭受到的误解一直愤愤不平。

　　江亚平则说，“2001年3月我们一起在北京治疗时，孙渤就向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表示了他这个想法，2001年3月，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给我们这些在海湾战争后身体有明显变化的人——我、孙渤、丁文、曹彭岭及王继雨，做了一次免费的体检，有一个结果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五个人全部是染色体变异。染色体变异在普通人中只有千分之二发生率。五个人中丁文和曹彭岭还身患癌症。专家都清楚我有病，但都不能确诊是什么病。正是因为不能确诊，我们这个群体才有被研究的价值，这也是王绵之老先生的观点。”

　　“我以前壮如牛，现在却被感冒害得冬天不敢出门。在1995年曾大病一场，就是由感冒引起的，虽然和我以前的体质比很不正常，但还没太注意。1998年，北大医院抽了我的骨髓化验，确定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现在的身体抵抗能力已经很弱了，很容易得重感冒、肺炎、肝炎等，身体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和我当时在海湾地区的经历有关。”

　　“我比孙渤幸运多了，我现在恢复得不错，不会影响我的具体工作。但孙渤的这种想法很有价值，虽然我们这个群体很小，但的确值得专门进行研究。对待这种现代战争中出现的新情况，应该有前瞻性的眼光。”王继雨说。

　　阿富汗去年也受到贫铀弹的打击，贫铀弹的危害就发生在中国的邻国。再有，现在国际恐怖主义肆行，提前研究我们这个群体，也是目前反恐的一个重要课题。谁能说恐怖主义分子就不会使用类似武器呢？孙渤的梦想如果能够实现的话，那就是办了一件好事，一件伟大的事情，对中国前瞻性地介入这个领域的研究有重大的意义。王继雨解释道。

　　孙渤：再赴海湾

　　孙渤现在正在等签证，他要自费去科威特治疗，同时也是身体力行宣扬和平。

　　“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还有美国，对海湾战争综合症的治疗很有心得，但不公开。如果能把我及我们这个群体当作实验对象的话，我觉得我们国家也会在海湾战争综合症上有突破。这个想法2001年3月被拒绝后，我还一直还主动和很多研究机构联系过，但仍然没有任何回应。也有很多朋友正在帮我联系，都希望我的这个想法实现。”孙渤说。

　　“对个体关注我是个突破，中央领导、山东省委领导都对我的事做过特别批示，我非常感谢。指示明确，但落实方面，我是着急的，我现在一直在等那些指示更好地执行。2001年的11月18号就有了批示，但我希望能执行得再快一点。”

　　“我也想活命，想好好活着，但现在这种根本就没有确诊的常规性治疗，我感觉我就是在等死，而且等得没有任何价值。如果能有系统的研究，说不定中国对海湾战争综合症的治疗有突破的时候，我也会得到延续生命的机会。”

　　“很简单，我想活着，想做事情。”孙渤说。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马韬 姜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