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人怕出名，猪怕壮。”2002年的中国娱乐界，正应了这句老话。5月刘晓庆还咬定自己是被人陷害的，7月司法机关就证实其已被依法逮捕；9月19日，高枫在熙熙攘攘的记者围绕中，彻底解脱，结束了关于自己病因的热论；11月3日成为刘嘉玲生命的转折点，那天她带着一抹坚强的微笑，以《东周刊》封面被虐裸照受害者身份感谢上千同行的声援。据说，在这些事件发生的日子里，媒体炒得热热闹闹。

　　12月底，民法典草案被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隐私权第一次出现在法律条文中，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禁止以窥视、窃听、刺探、披露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星工场有关人员对这条法律的保护范围毫不怀疑，“公众人物也是普通人，他们一样享有正当的、合法的权利。”言外之意，民法典实施之日，该是刘嘉玲、高枫事件禁绝之时。

　　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大众的知情权该不该做出合理地平衡？

　　我的私生活不想曝光

　　也许是2002年演艺圈发生的事情太多，谁也不想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刚告诉那英的助手荷子记者的身份，她就慌忙称那英最近事情很多，没时间接受采访，哪怕电话中说几句也不可以，并不问要采访什么问题。

　　赵薇的嫂子兼经纪人陈蓉也以忙碌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但还是露了一句“说不说都一样”，来表达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无奈。据说，赵薇目前的准则是“多做事，少说话”。

　　无独有偶，前些日子被排上富人榜的某些富人也对媒体表示，自己不是富人，对方列举的数字没有依据。要把自己排除在公众人物之外。

　　他们这样做不是没有理由的，作为公众人物，一边得到的是花环与掌声，一边是私生活的频频曝光。英达谈起与宋丹丹的分手，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外公开了私生活，实际就等于影响了私生活”。

　　希望私生活与自己的事业分开，是目前大多数公众人物的理想。“星工场”有关人员代表其签约艺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因为职业的关系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多一些，成为公众人物，但同时他们也是平常人，也拥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希望受到超出正常范围的“特别”关注。

　　因为不久前经历了搜狐评选“丑星”的官司，尽管正在开车，臧天朔还是忍不住说出“正常”是他渴望的生活状态，希望“不要没事找事”。

　　行内人士说，其实，大陆传媒比起港台、国外传媒是最“安静”的了，盯梢、窥探等事很少发生。尤其是北京等地重量级传媒，不主张狗仔队的作风，为此甚至没有专门的娱乐版面，而统称为文化版，记者被称为文化记者而非“娱记”，以远离狗仔队之嫌。涉及名人家事的则以“转载”为主，力求在最大限度内把握自己的“度”。

　　北京电视台《娱乐人物周刊》的一名编导介绍，他们的新闻来源主要来自娱乐人物自己或相关公司的活动邀请，采访范围主要围绕其艺术活动本身的意义，而不去关心对方与演艺活动无关的私生活，他认为这样能反映自己节目的品位，电视台对节目内容也有把关，负面的报道一定会被删掉。

　　《京华时报》文娱部文化记者焦薇说自己采访尽可能不去涉及对方私生活，比如情感问题，这是报社的要求。有时这种采访方式会让对方很吃惊，因为他们，尤其是港台艺人已经被问得太多。

　　面对这一块“净地”，备受狗仔队骚扰之苦的港台艺人到了内地往往是乐不思蜀。最近张柏芝在接受内地电视台采访时，特别提及这一点，说内地传媒不会骚扰她，因此她在内地拍片时的“心情一直都很好”。而不久前，因为车祸、因为她与谢霆锋的关系、因为谢霆锋的官司，张柏芝被当地媒体“关注”得够呛，在新碟签名会短短一小时竟然情绪失控。

　　内地媒体的“礼貌”无意中让港台媒体抢了商机。伏明霞与梁锦松“忘年恋”最早是从香港传出来的，人家又派记者堵在清华大学门口探询伏明霞的动向，内地报刊才开始陆续转载此类消息。此后，有关两人结婚、一起购置孕妇装的消息也一直由香港报刊独揽。

　　“我做过一个调查，老百姓喜欢看这类消息。作为记者，这是我的职责。”《华西都市报》娱乐记者杜国虎如是说。这名远在四川的记者，因为发过于文华离婚、陈明婚变等消息，而闻名全国娱乐新闻行业。广东《明星周刊》、《南方都市报》“娱乐版”、天津的《每日新报》“娱乐版”因愈来愈多的此类新闻而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

　　也因此，陪伴垂危儿子的高枫母亲要通过对讲机含泪驳斥艾滋病传闻；杨钰莹表示要去香港开“未婚证明”。

　　也因此，以报道“正道”新闻为主的焦薇也承认，由于媒体竞争的日趋激烈，内地娱乐报道很有可能向港台媒体的方向发展。一边是公众人物对过“平常”生活的呼吁，一边是媒体对自己职业的维护，民法典对隐私权的规定也就显得愈发重要。公众人物的隐私是否包括在该法保护范围之内？

　　发光，就要付出

　　在人民大学教授，也就是起草民法典的参与人之一杨立新教授展示的4月份的《民法(草案)》中，记者看到，其中对公众人物的界定是，领导人、艺术家、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社会活动家等。

　　记者注意到，此次要讨论的《民法(草案)》没有对公众人物作出规定，也就是没有把“公众人物”特定出“自然人”。杨立新对此的解释是，在2002年4月和9月他们提交的草案中都有关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范围的规定，而这次之所以没有提及，是全国人大的意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按照惯例，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界定是一个法定的、统一的规定，所以不用特别注明，更不用对公众人物进行定义。

　　但杨立新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公众人物与普通人就享有同样的隐私权。因为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可能涉及到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及公众知情权，凡是涉及到这个范围的，公众人物就没有隐私可言。

　　他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来诠释自己的观点。他说，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关系正常与否其实完全是人家自己的私事，要在意的也是希拉里，结果却被弄到全国人人尽知、人人喊打。克林顿除了检讨自己，别无他法，更不能去控告媒体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尽管在那个国家隐私权至高无尚。原因就在于他是国家领袖，要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所以披露他就不算侵权。也就是为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等为目的，公开披露公众人物的隐私，不构成新闻侵权。

　　另外一种，例如影视明星、体育明星，他们的隐私可以公布，是因为他们是受大家关注的，比如巩俐要是有什么绯闻，大家都很关注，都很想知道，所以这里面就有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问题，也不构成侵权。

　　按照杨教授对这条法律的理解就是，公众人物的隐私一旦与国家公共利益与公众的知情权联系在一起时，这时他们的隐私权就等于零。

　　而由于法律对隐私权不能做更具体的规定，对这两个方面的理解只能在实践中具体把握了。

　　2002年10月30日，香港《东周刊》公开一位香港知名女星多年前遭强拍的半裸照片，该女星被普遍认为是刘嘉玲。11月3日，在香港艺人协会举行“裸照事件”声讨活动中，刘嘉玲现身并承认自己就是受害者。主办者英凰集团及《东周刊》老板杨受成正式为此事道歉并停刊。

　　杨教授的分析是，就这事本身来说是可以公布的，这是我们公众的知情权。但是因为《东周刊》把受害者的照片也刊登出来了，这就涉及到人格尊严问题和社会风化问题了。所以他说，报道要有一定的分寸，只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就行，不能伤害人们的人格尊严，这就是界限。

　　也就是因为只要把握了这个度，香港的一些“狗仔队”的行为，目前也仅可以谴责但不能制裁，就是因为有公众知情权在背后支持，只要不超过侵害他人人格尊严的度，其行为就不违法。

　　但杨立新强调，如果想了解一个公众人物的隐私情况，而使用安装窃听器、摄像头等手段，就不合法了。使用正当的手段去捕捉新闻，是与隐私有直接联系的关键部分。

　　而媒体对这点把握得很好。《明星周刊》刊发李亚鹏、周迅同居一室的消息用服务员指点、蚂蚁咬了周迅、李亚鹏陪了一夜等事实来表述，李亚鹏也只有用“这是我的私事”表白自己对隐私被曝光的无奈。

　　娱乐记者杜恩虎说自己报道于文华、陈明婚变消息后，当事人也找过他，但不外是骂几句，因为他报道的是事实，甚至是当事人自己亲口透露的。他说因此友谊上肯定会有影响，但报纸要生存，自己作为记者的职责如此，老百姓对自己关注的明星生活有知情权。当杜恩虎了解到隐私权在法律中被明文规定的消息后，表示虽然会给自己的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但讲究方法，如不要涉及对公众人物的人身攻击，不伤害他们的人格尊严，在写法上尽量温情一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说：“没办法，报业的竞争太激烈。”

　　无论是法学家杨立新，还是文化记者焦薇、娱乐记者杜国虎，都表示，作为公众人物，就应该有承受力，要想负面新闻少一些，就多去检点自己的行为，想与普通人一样，过平静、不被关注的生活，除非不做公众人物。制片人邓建国很明白这一点：“我是公众人物，没有隐私，我的私生活大方公开。”

　　法律认可的公平才是公平

　　杨立新说，尽管这次草案中没有把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单列出来，但并不说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就与普通人一样了，可以以这个为由去打官司了。即使去打官司也打不赢，因为这是一个全世界都承认的规则。

　　新闻工作者在履行自己的新闻自由权时，为了公众的知情权，会拼命去探访一些“星”们的隐私，明星因此可能认为，媒体的行为侵犯到自己的隐私权。杨教授说，这时是一个权利和另一个权利的碰撞，两个权利发生了冲突，背后就涉及到权利的平衡。协调的办法就是要考虑：是满足个人的要求还是满足公众的要求。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落差，也就是公众人物的规则，只要你是公众人物，那么你的隐私权就要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是法律认可的，法律认为这种不公平是公平的，这样的确认保护了更多人的要求，也就只能牺牲个人利益。

　　如果为了知道公众人物的信息而打扰了公众人物生活的安宁，这时就要看是多少人想知道这个信息，如果是个人或者几个人就不行，必须是很多人都想知道，这种就是利益平衡，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

　　杨立新用美国历史上一个最典型的案件解释这个说法。20世纪60年代，一名逃犯闯进美国费城城郊的一户私人住宅中，进行抢劫，但没有伤害这家人。后来有人据此写了一个剧本，在美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在费城开演之前，有一个《生活杂志》的记者采访了这家人，并拍了这个家庭的一些照片。后来这家人起诉《生活杂志》，认为侵犯了自家的隐私权。最终的判决是记者胜诉，因为法庭认

　　为这家人在这个时间阶段中是公众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法(草案)》另一参与人梁慧星却对公众人物的界定是“相当级别的国家公务员”，把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等排除在外。而对公众知情权的限定是与工作有关系的私生活的了解。除此之外梁教授认为都属于隐私权范围。这一观点显然与杨立新的说法存在巨大的差异。

　　如果梁教授的说法可以确立，刘嘉玲们就再也不用出门戴墨镜了，再也不用担心与光头男士吃顿饭也被猜想是有了新欢了。

　　不论专家们的争论结果如何，有一点可以明确的就是，隐私权得到了明确的法律保护，不论你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百姓，杨立新说：“这代表了法律的人性化发展。”而只要意识到自己拥有隐私权，不论你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百姓，就已经是对自己个体权利的追求与觉醒。本刊记者 孙欣杜 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