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21世纪，许多年轻人或已不再听说袁庚，这位当年“蛇口改革”的风云人物。

　　而袁老自离休以来，仍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从未曾中断过对时代、对改革的密切关注。近期，笔者多次拜访袁老，就大家普遍关心的“政治文明”的问题向他请教。86岁的袁老头脑清醒，谈锋甚健，不时有独特深刻的见解。现将近期部分谈话内容整理如下—

　　何谓世界眼光

　　关：十六大提出了“政治文明”这一新概念，并把它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您对此有何看法？

　　袁：把政治同“文明”联系起来，在党的历史上不失为创新和进步。过去我们常常把政治理解为统治的手段、斗争的工具。现在，我们认识到，有必要拿出世界眼光，学习与借鉴人类在政治生活中创造的文明成果，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与法治。“政治文明”这一提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您提到的“世界眼光”是什么意思？

　　袁：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要站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高度，要用人类历史发展的眼光和世界的标准来审视，从而确定自身目标和任务。

　　中国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缺乏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政治科学。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形成了良好的民主传统，产生了西方模式的政治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要有世界眼光，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等都是人类文明，值得我们根据国情学习借鉴。

　　核心是民主和法治

　　关：您认为，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什么？

　　袁：我认为政治文明有两个基本点：民主和法治。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关：对“民主”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你是怎样看的？

　　袁：《辞海》说民主原意是多数人的统治，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我认为民主有多层含义。

　　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民主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形态，即民主政体，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保证人民有权以有秩序的方式选举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使各级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立法、司法、行政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

　　从人民权利的层面来看，民主就是指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如言论自由权，自由选举权等；

　　从组织管理的层面上看，民主指的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从思想观念的层面来看，民主应包含平等的精神、宽容的精神、妥协的精神、合作的精神、建设的精神。

　　关：您怎样理解法治？

　　袁：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依法治国。法治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好的法律制度，小平同志说：“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走向反面。”其次就是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政策不以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以领导人的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任何政党政府

　　都要受监督和制约

　　关：目前中国的政治文明面对的严重问题是腐败问题，您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那里？

　　袁：关键在于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官无监督，权无制约，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

　　关：为什么？

　　袁：从深层次来讲，这是人性使然。毛主席曾写过一首词《读史》,开头就是“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也就是说人是从猿演变过来的，自然遗传有兽性，都有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因而都有自私贪婪的“恶性”。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应该记忆犹新。你看，人连杀人都敢，腐败就更不在话下了。如果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人必然会胡作非为，肆无忌惮。

　　关：任何政党政府都要受监督和制约？

　　袁：对。苏联变色、东欧瓦解就是前车之鉴。在前苏联，共产党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不受制约和监督，腐败是必然的。中国的“文革”，也是因为缺乏监督和制约，共产党才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造成了十年浩劫。

　　党的十六大也指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关：那如何制约和监督执政党过分集中的权力？

　　袁：办法很多。如用法律来约束权力，要维护和切实落实宪法的权威，党必须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切实保证公民拥有赋予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结社等各种自由权、批评和控告政府权等等。

　　孙中山先生早就提出“民有四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现在看来还要加上知情权和批评权。要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体制，真正还权于民。

　　又如，要切实落实民主党派对共产党、对政府的监督功能。这是我们党一直坚持并强调的。毛泽东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再如舆论监督，现在我们的新闻监督极为有限，对领导干部的批评报道要严格审查才见报，对腐败的揭露慎之又慎，这种情况也要改变。

　　“三权分立”是

　　制约权力的手段

　　关：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值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袁：长期以来，我们把“三权分立”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横加批判，这是“左”的做法。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三权分立”指的是这三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平衡，它的本质就是制约权力的手段。实践证明，“三权分立”对权力的制约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当然，中国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但我们必须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超越它。我认为，在中国要有效地制约权力，应该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学习借鉴“三权分立”的科学成分，创造性建立社会主义的权力制衡政治体制。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我理解就是这个意思。

　　民主化应从党内开始

　　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袁：这个问题较复杂。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中国的民主化首先应从共产党内开始。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取代，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民主化，很难设想会有一个民主的中国。

　　关：应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化呢？

　　袁：首先要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使其运行机制和操作程序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公开化；二是党内要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中纪委要拥有至高无上的“依法治党”的权力，党内无论是谁，上至总书记，下至普通党员，只要违反党纪，中纪委都有权查处，依“党法”惩处；三是要彻底废除实际存在的家长制或变相的家长制。邓小平就说过“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第四，要废除实际存在的或变相存在的“官员钦定制”，切实落实中共中央最近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邓小平曾指出：“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第五要改革和完善党内决策机制，使重大问题的决定真正由集体做出，从根本上改变邓小平所指出的“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倾向，等等。

　　中国仍需要民主的启蒙

　　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的文化传统适宜搞民主吗？

　　袁：中国确实缺乏民主传统。毛泽东说过：“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小平同志也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治。”

　　中国是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个封建专制传统很深的国家。秦始皇推行金字塔式的专制政治体制，一起延续到20世纪。与之相适应就是专制文化。人们要不具有帝王意识，要不充斥臣民意识，恰恰缺乏公民意识。

　　在专制主义教化下，绝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为人子、为人臣，丧失了独立人格。即使1949年，推翻了蒋介石专制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专制主义思想仍未完全消灭。毛泽东曾给郭沫若写过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这多少反映了他的思想倾向。

　　就是今天，官本位思想、等级思想，人身依附观念仍然大有市场。我最近看报道，连小学生都想当班长、组长，不愿当普通的学生。自小就练习如何统治别人，如何高人一等，太可怕了。

　　关：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民主思想，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不是民主思想吗？

　　袁：准确地说，这是民本思想，具有重民、贵民的思想内涵。但始终没有赋予人民以政治权利的思想内涵，因而没有、也不可能发展为民主思想。民本思想的理想是统治者为“民之父母”，使君民关系由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关系，变为父慈子孝的伦理关系，所谓“父母官”就是这个意思。可见，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已经深深打上宗法制度的烙印。

　　反观西方，早在公元前8世纪，雅典就产生了民主社会，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产生了西方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一直延续至今，生生不息，核心思想就是对权力实行制约和平衡。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缺乏这种民主思想。

　　关：你是说，中国需要民主的启蒙？

　　袁：是的。民主社会是以公民为本的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本质上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

　　现在我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系，加入了WTO，这对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离现代的民主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们有必要充分宣传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意义，宣传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法治的决心和理念，宣传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还要积极促进基层民主；推进村民自治和居民委员会直选；改革人大代表选举制度……要通过这些教育和实践，使民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独立、自由、自尊的人。

　　民主救社会主义

　　关：纵观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取得成功，但在世纪末却蒙受重大挫抑，共产党在苏联东欧国家丢掉了政权，断送了社会主义，反思历史，你有何看法？

　　袁: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教训是沉重的，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反复深入地思考。我认为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民主。从共运史来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封建专制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里，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发达，有些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王权主义根深蒂固。虽然革命成功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专制主义文化仍未铲除。而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依照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的，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没有建立健全民主的国家机制。政治上缺乏民主，垄断了权力，导致了专制主义，讲人治不讲法治，丢失了民心；经济上缺乏民主，垄断经济，讲计划不讲市场，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文化上缺乏民主，垄断了舆论，文化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整个社会失去了活力，垮台就是迟早的事情了。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认为，只有民主才能救社会主义。

　　关：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中，我们非常强调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如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特色的人权等等。你如何看待？

　　袁:改革要从实际出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我们不要把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不合时的东西当作中国特色来固守。邓小平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旨在提醒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文明的同时，必须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质，不要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

　　但“中国特色”不能泛化、庸俗化，凡是与国际常识不相符合的行为与思想，均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这是荒唐与丑陋的。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随着世界人类进步，我们不能永远“食古不化”。加入WTO，不但经济，就是政治、文化都应主动与国际接轨，与世界融合，否则中国就有可能被甩出全球竞争圈。因此，我们要站在全球化、现代化高度，用世界的眼光去审视我们的所作所为。中国特色应该是保持先进的东西。要扬弃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不合时宜的、与人类文明潮流相违背的东西，与时俱进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特区应为政治文明

　　建设提供示范

　　关：您当初为什么冒那么大的风险在蛇口搞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袁: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政治的现代化。邓小平也说过，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在蛇口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目前，随着加入WTO，对外开放的扩大，特区在经济上已经没有多少优惠政策了，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关键是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下功夫，为全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示范。

　　关：你主政蛇口14年，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哪些重大举措？

　　袁：谈不上重大举措，只是进行了些探索，主要是两项：一是民主选举干部，打破干部终身制，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变成现实；二是实行新闻自由，用舆论监督蛇口任何一级干部，制约权力，反腐倡廉。

　　关：当时为什么这样干？你怎样想？上面支持吗？

　　袁：比如民主选举吧，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经过胡耀邦总书记和当时许多中央领导的支持。1983年4月，我们正式在工业区实行民主选举和罢免干部的试验，打破干部制度的“铁椅子”。为了使民主选举法制化，1985年4月，我们还出台了一些条例、办法。

　　关：选举中是否有人落选？遇到过什么阻力吗？

　　袁：第一次民选的结果与组织部门的预选人选名单基本一致；在第二届管委会民选中，第一届管委会七名成员有三人落选。绝大多数群众支持民主选举，但也有人因失去职务牢骚满腹。有高级干部带话给我：蛇口在民主的问题上千万要慎重，不要犯“自由化”的错误。我们考虑蛇口在中国只是九牛一毛的小小区，人口不过几万，试验失败也无伤大雅。

　　关：你对新闻监督的作用怎么看？

　　袁：我认为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所以，我在蛇口放开了舆论，实行新闻自由，只要你遵守宪法，不号召推翻共产党政权，不是人身攻击，造谣惑众，不渲染色情暴力，你要登什么就登什么。我还特别对《蛇口通讯》的总编说：你们要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关：《蛇口通讯》有否登批评你的文章？

　　袁：登啦。从第二期开始就登了好几篇指名道姓批评我的文章，开始时他们很慎重，登前三次送给我审批，我三次明确表态照发，并写了“以后不要送审”的批示。

　　关：批评得对不对？你心里感觉怎样？

　　袁：总的讲，批评是有根有据的，有的指责也许过分了点，我心里也有些不舒服，但我感到这是人民的权利，我无权干涉。我始终赞同并坚持这一个观点：“尽管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民主的精神不仅在于少数服从多数，更重要的还在于少数人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

　　关：前段时间我看报纸报道，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用的也是你的办法，让报纸成为监督干部的利器，使长治的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袁：我也看了有关报道，几个月前他来深圳出差曾找过我，可惜我外出不在家，没见上面，非常遗憾。

　　关：你如何评价现在的舆论监督？

　　袁：老实说，现在的舆论监督效能还未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往往局限于对普通百姓的监督，对一般公务员的监督。舆论监督是监督和制约权力的锐利武器，威力是不小的，不少人“不怕上告，只怕见报”。在一些国家里，许多腐败案件往往首先是由传媒揭露的，从70年代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前几年克林顿“拉链门事件”、再到最近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三个儿子贪污受贿案件，莫不如此。

　　关：在西方，记者被称之为“无冕之王”，如何保证媒体不滥用这种新闻监督权？

　　袁：靠法律、法治。新闻法是中国迫切需要的法律。据我所知，早在20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迟迟出不了台。实行新闻法后，由于法律具有确定性、稳定性，不像党政机关指示的随机性，新闻自由度会有所提高。但这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只要严格依法、执法，就不会达到破坏性的程度，而使这种自由控制在建设性范围之内。

　　“与时俱进”的意义

　　关：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袁：一个是“左”的习惯势力；一个是僵化的思想观念，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关：为什么“左”的东西难以清除？

　　袁：这可能是受以往斗争哲学的思维与观念的影响。过去，我们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认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实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有互补、兼容的一面。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段话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必须突破凡“资”必反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确立和谐共存、兼容发展的新理念。

　　关：最近两年，“与时俱进”这个词在中国家喻户晓，您怎样理解这句话？

　　袁：我认为，这里的“时”不是中国过去的辉煌，而是现在世界的文明潮流。民主、法治、人权、自由这些都是人类的文明、世界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次十六大报告中，我们党强调要“与时俱进”，并把能否做到这一点，提高到“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相信，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一定会取得长足进步。我相信，中国汇入世界文明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相关资料：

　　袁庚：改革第一人

　　袁庚，1917年生于广东宝安县大鹏镇。1937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淮海战役，50年代，出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总领事馆总领事。1978年10月，出任香港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成为蛇口工业区创始人。

　　蛇口创办了第一个企业全资筹办的工业区，自1979年成立以来，率先在人事改革、住房改革、以企代政、对外经贸等方面“试刀”，并培养了平安保险、招商银行等一批优秀企业，迅速成长为服装、玩具等产品加工出口的基地，并很快带动起深圳特区的发展。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改革开放20年以来最为响亮的口号，正是由于当年袁庚的奋臂一呼而尽人皆知。

　　邓小平、江泽民、胡耀邦等人都曾对袁庚在蛇口的作为做出高度评价。

　　1992年底，袁庚离任，留下身价200亿的蛇口工业区，以及三个在国内大名鼎鼎的国有股份制公司：赤湾港，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