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安替发自北京

　　虽然据军方人士称，日前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本身在军方内部的文件密级为“秘密”，而且至今还没有完全传达到军内大多数部门，但1月13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引新华社电)和《解放军报》都在头版显要位置介绍了该条例的颁布施行，网络媒体也把这条消息挂在当天国内政治的第

一条。

　　《21世纪环球报道》就此事询问了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装备部(以下简称“总装”)的有关人士，他们都以该条例牵涉问题比较敏感，拒绝对条例加以评论。总装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的时候，也只是泛泛表达了该条例对提高解放军武器管理装备水平的积极作用。

　　而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装备问题的谭文革研究员告诉记者，该条例的作用就是把目前仍分散在总参(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武器管理工作进一步集中到总装上去。新华社对此的报道语句是，“(该条例)涵盖了我军武器装备从接受到退役、报废全过程中的各项工作。”“(该条例)强调武器装备管理应当遵循‘统一领导、统筹规划、首长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

　　从“三总部”到“四总部”

　　总装备部成立于1998年4月，之前，中央军委通过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对全军实施作战指挥和建设指导，这也是解放军长期的传统模式。

　　在“三总部”框架下，我军武器装备管理基本由三方进行：国防科工委(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总参装备部、总后相关装备单位。特别是当时带有浓厚军方色彩的国防科工委，掌管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采购，是跨军方、地方的庞大单位。199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新的国防科工委由非军人出身的刘积斌出任主任，而中央军委决定把国防科工委原军事部分单独成立解放军总装备部，总参装备部和总后装备部门也一起并入，由曹刚川出任总装部长，授上将军衔。

　　总装成立之后，“三总部”结果也就演化成“四总部”结构，武器装备工作也至少在组织规定上和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保障一样重要。2002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披露，总装成立之后，随即各军兵种、军区直至军、师、团级作战部队均成立了装备部(处)，进一步加强武器装备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武器装备全系统、全寿命(从武器研发、采购到维修、报废整个生命周期)管理。

　　中央军委有一系列条例指导“四总部”的工作：对应总参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对应总政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对应总后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装备条例》，而对应总装的指导性文件是2000年12月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条例》，在此条例中，规范了军队装备工作的组织领导、职责分工和管理程序，自此，建立2年多的总装有了制度性保证。

　　虽然总装成立至今才5年不到，但从目前的中央军委领导人人事组成上可以看出总装的地位不低。在新成立的中央军委中，军委主席是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郭伯雄(原常务副总参谋长)、曹刚川(总装备部原部长)3人担任副主席。4名军委委员依次是徐才厚(总政治部原常务副主任)、梁光烈(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廖锡龙(成都军区原司令员)、李继耐(总装备部原政委)。总装原部长和政委都进入了中央军委，这在四总部中显得特别突出。

　　提高武器现代化水平

　　谭文革研究员介绍，当初建立总装并且制定新的武器装备管理条例，借鉴了国外军队武器装备管理的先进经验，但也有自己的充分考虑。

　　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武器装备维修保障基本上继承了前苏联统一管理分级组织实施的管理体制。国防部总装备部和各级装备部门负责全军通用武器装备维修保障，在各军种司令部设立的技术保障部门负责本军种专用装备的维修保障。

　　但这和中国目前装备管理结构并不一样，俄罗斯的国防部总装备部和各级装备部门还是主要负责武器装备的维修保障，而中国的总装负责武器装备的“从生到死”，凡是和武器装备有关的工作如研发、采购、管理、维修、报废等都属于总装管理。据军内专家介绍，这样的方式在国外并不多见。

　　在总装成立之初，外电对此举措的评价很积极，认为解放军打破了部门主义，从编制上保证了装备和技术的发展，预期可以推动武器装备现代化。而总装成立4年多后，2002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也认为，总装成立之后，“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武器装备管理能力明显增强”。

　　适应武器发展市场化

　　2000年版本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曾经透露，1998年总装成立是“中国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政府机构改革要求”。谭文革研究员介绍，成立总装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适应武器研发采购的市场化需要。

　　谭文革研究员介绍，在总装成立之前，解放军武器装备的研发和采购主要由国防科工委进行，而总参装备部负责武器装备的部队管理。而整个武器装备工作还是采取计划经济模式，也就是说由国防科工委下任务指标给武器制造厂家，然后交给部队各部门。虽然也曾经实行过合同采购，但是由于没有有效的市场机制，缺乏需求牵引和法律约束，这些合同往往成为一纸空文。

　　总装成立之后，用一系列条例进行武器装备工作的改革，首先在2002年颁布了“维修工作条例”和“保障纲要”来规范维修保障工作，日前又颁布了“管理条例”和“采购条例”。谭文革研究员认为，日前颁布的“管理条例”更是在部队具体管理工作中加强了武器装备工作改革的市场化、法制化意图。虽然因为某些现实问题，目前总参和总后尚有一部分武器装备部门没有完全划归到总装，但此“管理条例”则是在制度上规定了相关科研生产和订货工作必须由总装统筹管理。

　　谭文革介绍，新的武器装备体制，从武器装备的研发、采购开始就已经市场化，总装成为中国武器的大买家，按照部队需求，向国内国防科工委下属的生产厂家和国外的军火商招标，建立竞争激励机制。按照2002年《中国国防白皮书》的表述，“军队装备管理部门(指总装)行使装备订货甲方责任主体职能，武器装备科研、订购和维修按照国家和军队有关法规进行合同制管理”，不过，为了保证完全按照军队需要生产武器装备，作为“甲方”的买主总装，在各主要武器装备生产企业驻有军代表。

　　总装成立之后，还负责很大一部分对外武器技术和装备交流。2002年《中国国防白皮书》透露，2001年4月总装部长访问乌克兰，2001年8月，总装政委访问埃及、叙利亚，2002年4月，总装政委访问古巴，2002年6月，总装部长访问意大利、法国、南非。

　　主导航天发展

　　谭文革研究员告诉记者，由于总装涵盖所有的高科技武器装备的研发采购管理，在目前军队努力提升武器技术的背景下，以后几年都是新闻重点。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光谦少将告诉《21世纪环球报道》，解放军今后的发展要从“数量规模型”到“质量效能型”，以及从“人力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在有限的国防经费中，必然要向高科技武器装备开发倾斜。他告诉记者，在目前信息化的时代，军事技术不进则退，中国必须拥有能应对信息化要求的先进武器，满足最低限度的国防安全需求。不过，他强调，中国的武器研发以防御性武器为主，军备规模也很有限，国防开支2001年占GDP1.5%，在世界属于低水平，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都是不实指控。

　　根据总装在哈工大等学校招聘网页显示，总装目前拥有最能显示中国国防技术水平的十个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核试验基地等)。这些基地都是中国卫星、火箭、导弹、核武的试验、发射、跟踪和回收基地，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也一直是国外间谍卫星关注的重点地区。

　　另外，总装还主导了航天技术的发展。根据《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3月报道，“神舟”载人计划在内部叫921工程，又从国防相关科研院所网站证实，总装专门有921办公室对此加以管理。根据总装内部人士表示，“神舟4号”的成功和921工程即将比预期提前完成(以“神舟5号”载人上天为工程结束标志)给他们以很大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