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全局”自然少不了国际战略方面的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

　　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发展中美关系就一直是中国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关键环节。

　　由于中美双方的实力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双边关系是不对称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是影响双边关系的最主要因素。所以，判断未来20年内中美关系的前景，主要是看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的变化趋向。而美国的对华战略又直接受其全球战略或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因此，要考察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必须首先考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确立了以维护美国霸权为总目标的国家安全战略，即霸权战略。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又确立了三大具体目标，即：维护美国及盟国的安全；扩展美国经济；在世界推进民主。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围绕这“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展开的。在克林顿时期，三个基本点或三大支柱基本上是并立的，在安全战略报告中，维护安全放在第一位，随后才是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但在许多场合，克林顿政府又宣称扩展经济是它的首要任务；从克林顿政府的外交实践来看，它又特别关注推进民主，由于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比较好，克林顿政府实际上是将推进民主当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在维护安全层面上，美国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遏制能够挑战美国一超地位的大国，即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二是对付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的直接威胁，特别是它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主要是核、化学和生物武器、英文简称WMD)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不过这两个方面基本上也是并立的，很难分清孰轻孰重。

　　布什政府上台后，主要是受共和党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军工利益集团的影响，开始调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其基本取向是：在三大支柱中，突出“维护安全”；在维护安全层面，又突出对付中国和俄罗斯等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在中、俄这两个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中，将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作为第一号的竞争对手，为此，布什政府加快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正是由于这种调整，布什政府上台初期，美中、美俄之间的磨擦明显增多。

　　然而，“9·１1”事件打断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一调整进程。恐怖袭击事件表明，是国际恐怖主义而不是所谓潜在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现实的威胁。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的：“9月11日使一切都变了”，“美国的军事优势并不能保护我们免遭敌人在美国本土上对我们进行攻击”。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家们就一直在为美国寻找对手，并为此而争吵、烦恼，“9·１1”事件帮他们解决了这一难题。另一方面，“9·１1”事件虽然给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人员、财产损失和社会心理创伤，打击了美国的经济，但客观上却为布什政府巩固执政地位创造了机遇。对“9·１1”危机的处理以及随后的反恐战争，使布什政府的威望大为提高。“9·１1”事件极大地激发了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激情，如何顺应民众的愿望以争取民心，也是布什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安全和国内政治两方面的需要，都促使布什政府对国家安全战略作出新的调整。

　　以2002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公布为标志，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正式出台。与以往相比，虽然美国推进霸权战略的总目标未变，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确实有重大的调整。最突出之处就是核心任务发生了变化。在新的安全战略中，打击恐怖主义成了第一要务。这与“9·１1”事件后美国国内安全问题凸显密切相关。布什政府不仅将“打击遍及全球的恐怖分子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战争，要“利用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打赢这场战争，而且还认为反恐“是一项长期的全球性任务”。与反恐密切相关的是防止WMD扩散。虽然“基地”组织制造“9·１1”事件时并没有使用WMD，但美国坚信，恐怖分子和反美的“无赖国家”正积极寻求掌握WMD，如果它们使用WMD袭击美国，对美国造成的危害会成百倍地增大。所以，反恐必须与防扩结合起来。从阿富汗战争基本结束后美国将主要注意力转到“打伊倒萨”上的实践来看，美国已经将反恐与防扩合二为一。新的安全战略一方面使克林顿时期的三大支柱不再并立，而是维护安全这根支柱远远超越其他两根；另一方面使维护安全中的对付恐怖主义、“无赖国家”、WMD扩散等直接威胁远远超越对付潜在战略竞争对手。

　　核心任务的变化必然带来实现任务手段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处理大国关系。新的安全战略对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了重新定位。美国不再把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是战略伙伴。新安全战略明确提出：“在21世纪，美国与俄罗斯已不再是战略对手”，“美国已经着手与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新安全战略还指出，美国正在进一步拓展与俄罗斯在全球性反恐战争中业已宽泛的合作，帮助推动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对俄贸易和投资，在北约——俄罗斯理事会(2002年5月份成立)的框架下，与俄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深化合作。

　　美国新安全战略对中国的战略定位虽然与俄罗斯相比有相当大的区别，但是也不再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是提出“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而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在2001年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中国仍被不点名地视为可能出现的“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而新安全战略则认为，美中在经贸、反恐、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重建阿富汗等方面能够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新安全战略还强调，目前美中的年贸易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目前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将进一步促进美国公司对中国的出口，并且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正是由于美国新安全战略对中国有了新的战略定位，所以对华政策才会出现明显的回调，其基本取向是寻求合作，而不是对抗。这种以合作为基调的对华政策，其主要内涵是同中国进行反恐防扩以及经济和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

　　从中国的角度讲，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为中国改善对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首先，美国将反恐防扩作为核心任务，从而暂停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进程，这就减轻了中国的战略压力。其次，美国在反恐防扩上积极寻求中国的合作，从而使中美关系发展又增加了一块基石，而且这块基石有可能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第三，美国将维护国内安全放在安全战略的突出位置上，从而相应降低了推进民主和人权的地位，这有利于缓和中美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减少磨擦。第四，美国的对华“合作政策”有助于抑制“台独”势力的发展。美国的对台政策是与对华政策挂钩的，布什政府要寻求中国的合作，就必须在发展对台关系上有所节制，这无疑不利于“台独”，从而为维护台海地区局势的稳定创造了条件。而台海局势的稳定又有助于减少“台独”势力干扰、破坏中美关系的机会。

　　当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只是阶段性的。待反恐防扩任务完成或告一段落后，美国可能还会捡起“9·１1”之前的国家安全战略，到那时，美国的对华战略和政策将会有实质性的改变，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只能是一个时段，而不会是无限期或长期的。此外，现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消极方面，如“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更加明显的赎武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借反恐之机加紧军事扩张，特别是在中国周边的军事扩张等，也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带来一定的挑战。如何化解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充分利用机遇发展中美关系，使之上一个新的台阶，对“战略机遇期”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良好的中美关系本身是制约美国对华战略向“敌化”中国方向滑动的重要因素。

　　总之，中美关系是“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支点，而“战略机遇期”又为发展中美关系创造了极好的机遇；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又会为“战略机遇期”后中国外部环境的营造和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形成创造条件。(刘建飞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稿件来源：了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