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杨耕身

　　编辑点评：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应当是及时准确地披露政府各类信息，而重庆所设立的新闻发言人却带有维护“重庆外在形象”的色彩。那么，他的诞生就不由人不生出疑问。

　　鉴于目前重庆还没建立起统一规范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新闻发布很不规范，对外宣传

口径不统一，影响了重庆外在形象。近日召开的重庆市外宣工作会透露，重庆将全面规范新闻发布活动，各系统各部门均要配备专门的新闻发言人(详见本报今日A12版)。

　　我注意到，近来各地都推出了新闻发布会制度，如广州、南京、上海等。上述各地均将新闻发布制度作为政府各类信息向社会公开的窗口，应该说，这样的举措可以保证政府信息的权威性与可信度。但是，重庆此番制定的新闻发布制度，却与其他各地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说各地将新闻发布定位于信息公开的话，重庆则更强调宣传口径的统一。两种定位的不同在于：比如做饭，“公开”就是把生米提供给厨师，厨师可以根据食客的口味、爱好来做成什么饭，而“统一”则是在供米的同时，还规定了这些米只能用来做干米饭，或者稀粥，或者其它，而厨师只能照办。很显然，他们的区别，一个在于“放手”，一个在于“限制”。事实上，当主管部门更多的考虑于新闻宣传对外在形象的影响时，一种“限制”已经不言而喻。但是我却不禁觉得，这种“限制”本身未必不是对“外在形象”的“影响”。

　　就新闻规律来说，对每一个事件的报道，不同的记者会因选取角度以及受众对象的不同，其所报道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而事事都须经过协调、统一，新闻还会有多少鲜活性可言？另外，重庆规定对于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也须有一套新闻协调机制，并统一对外通报。可以想像，在这项规定之下，新闻记者第一时间抢到重大、独家新闻的愿望无疑成了奢望。

　　另外，在许多地方出现的许多事件，总是先经媒体揭露之后才为地方政府所知的。山西省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发生了三起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事故的瞒报事件。对此，山西省委副书记张宝顺指出：“一出事故就瞒报，都是人家记者调查披露出来。记者同志的工作象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的不足，反映出我们有关部门领导的工作细致程度、负责精神，和有关记者的敬业精神相比有差距。”(据1月14日中国广播网)我不知道，在有意瞒报的情况下，媒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等到政府新闻发言人的统一通报。而一个犹为重要的方面是，媒体对于此类事件的报道，是新闻监督权的使用，那么重庆在新闻宣传方面的“限制”，是否同时也限制并拒绝了监督呢？

　　我们国家有关于新闻工作的一些纪律，同时新闻要讲求客观真实，应该说，只要没有违背这种纪律和原则，就不应有其它的“限制”。不过我又隐约觉得，这种“限制”其实注定是要落空的。2001年发生的南丹矿难，当地有关部门及矿方层层封锁消息，最后还是由媒体披露了出来。去年8月兰州市公安局对当地几家媒体的记者发出“封杀令”，但媒体依然公开表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些都是极好的例证。当然，我的乐观还在于另外一个方面：地方政府的“限制”怕只能适用于地方媒体的记者，总不好以此来“规范”所有的新闻单位吧。

　　《江南时报》(2003年01月23日第三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