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1月13日在头版以醒目的篇幅报道，某省省长和其他几位领导人一道“听取了省高院院长的汇报”，并“对全省法院工作提出要求”。

　　显然，这样的版面语言是要告诉人们一个信息———省长重视和关心法院工作。以常规思维粗略地看，可能也有很多读者在看报道后，会确信这一信息。不过，仔细想想就有了一个疑问：省长有权听取高级法院院长的工作汇报吗？

　　按照我国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确定的原则，人民法院和同级人民政府都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机构，它们都对人大负责，这些机构的首长(比如高院院长和省长)，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的相互关系，没有隶属性。换句话说，省长和高级法院院长，至少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按照汉语言的习惯和逻辑，“汇报”工作，指的是下级将自己的工作或者相关事务向上级报告的行为。既然省长不是高级法院院长的上级领导，怎么能听取院长汇报工作呢？

　　这样的道理，其实一说大家都明白，但在现实中，却常常被忽略甚至被有意无意地违反。比如说，笔者曾经看到某直辖市高级法院一个关于案件的内部文件，其中有这么一句：“按照××市长的指示”，我院已经如何如何。这样的话，已经非常直白地向外界展示了法院受制于行政机关的事实。

　　就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关系而言，本来法律明文规定它们之间互不隶属，为什么法院就那么愿意抛却尊严，“心甘情愿”地向行政机关“俯首称臣”呢？这里面显然有利益的原因和被迫的因素。

　　我国法院的设置绝大多数是按照行政区划进行，也就是说，法院的级别和地域管辖范围，服从于行政机关的设置方式。并且，我国法院的各项经费，大都由驻地或者属地的行政机关首长签字同意划拨。这一制度的要害点就在于，法院从经费这一基本问题上，已经彻底受制于当地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在各项经费相对严重短缺的法院，这样的经费划拨体制，难免使他们必须在行政机关负责人面前忍声吞气。

　　从人事制度方面看，按照惯例，同级政府的负责人在当地“排名第二”，一般同时担任党委副书记。这个副书记的职权，足以从根本上影响对同级或下级法院重大人事的任免。说白了，省长在高级法院院长的去留问题上有很大的发言权，而院长对省长的任免却“徒有羡鱼情”。

　　由于法院从人事和财务两个方面受制于当地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法院和行政机关相对独立的法制要求实际上容易流于口号。也正因为这一缘故，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对司法的干预仍然存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使法院脱离对当地行政机关的人事和财务依赖。肖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