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大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举世瞩目理所当然。但海外媒体与国际舆论过分热衷于在中国政治迷宫中猜谜，企图从人事变动中探测中国的未来，倒反而忽略了一个明显的重要事实，即中国政治演变发展到今天，不但权力交替不再会有刀光剑影，而且无论谁上谁下，都不会改变行之有效的基本政策。中国领导层不再存在意识形态或基本路线的分歧，即使各派人士在权力分配上有矛盾，也不致于影响到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因此观察中国，政策的不变与可变性，要比人事的可变性更为重要。

　　新桃换旧符

　　十六大的指导思想是“与时俱进”。按照江泽民的解释，就是“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念、作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是要在理论与实践上求变求新。有人把“三个代表”当成三句空话，那是看不到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剩余价值与资本剥削，阶级社会与阶级对抗，党的阶级本质与阶级基础理论的修正和否定。

　　如果想一想80年代用不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名词都要争论好多年，那就不难理解“三个代表”列入中共党章，这个变化有多大了。

　　从80年代初的“四个坚持”到21世纪初的“三个代表”，就是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动的客观反应。很多人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的最大变化，是最初靠从上到下的政策来推动经济变，现在则是从下而上由经济推动政治变，这种变不是人为的，它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必然趋势。

　　江泽民说，中共现在已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个党的成分和中国政权的基础，已经从工人阶级与工农联盟转向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和知识精英三者的结合。在技术领先，知识转化为资本，知识经济比产业经济更为重要的今天，再来空喊工农兵是国家主人翁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了。

　　中共十六大的“三个代表”，与十三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样，是要为中共在理论、路线和政策上求变求新提供依据。“与时俱进”是“适者生存”的理论，“三个代表”只是变的开始。

　　探求手段之变，以实现保持权力不变之目的，是任何统治者的为政之道，中共在这方面做得比莫斯科的苏共党和台湾国民党高明得多。即使像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一贯支持民运分子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也不能不对中共求变善变的能力发出赞叹。

　　经济增长带动一切

　　2002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又一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对外贸易上升到世界第六位，国内储蓄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一年吸收外资500多亿美元，第一次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

　　从1979年到2002年，中国的生产总值在不到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增长了八倍。按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著名经济学家尼·拉迪的说法，这种发展“速度在现代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尽管中国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成为发达国家，但是中国经济繁荣，市场兴旺，社会购买力迅速膨胀的情况，是西方所想像不到的。

　　2002年世界上出现的一个流行说法，是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现在不管天南地北，亚非美欧，到处可见“made in China”的商品。由于中国拥有数量无限的剩余劳力，很多跨国公司发现，最赚钱的生意是把成本昂贵的本国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去。当然，中国离真正的“世界工厂”还差得很远。因为外资企业搬到中国，中国也不是它的主体，不过是从来料加工中获取巨额利润的一个零头而已。

　　但是依靠廉价劳力赚取低额利润的做法，却为中国的剩余劳力提供了一个出路，成为中国大量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方式的重要源泉，使质量上的弱势转为数量上的优势。只要中国双管齐下，既加速发展高科技，又重视利用廉价劳动力来吸引外资，使低水平的劳力得到训练提高，逐渐优化，中国经济必然能够保持较长时期的增长。

　　以“新安全观”开拓外交空间

　　2002年是中国外交取得显著进展的一年。中美两国首脑一年之内两度会晤，中美关系经历去年撞机事件震荡之后恢复平稳发展。中俄友好合作有所加强，中俄关系与俄美关系同时发展，中美俄三方关系处于平衡状态。中日两国为庆祝中日建交30周年举办大型活动，尽管由于历史和其他问题中日关系未能热乎起来，但中日双方对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具有共识，都有推进两国合作的共同意愿。

　　中国与欧盟关系取得进展，与北约第一次开展对话。无论在联合国组织的多边外交或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关系中，中国都力求在推进国际反恐合作中发挥作用。在这一年内，中国与还俄国以及中亚三国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与东南亚联盟国家决定在十年之内建立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自由贸易区。

　　在2002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外长唐家璇以“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为宗旨，首倡“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从2002年中国外交活动的轨迹来看，人们可以感觉到“以和为贵”，以推进国际合作为宗旨的外交意向。

　　中国外交的这种重要宣示和调整，是基于对总的国际形势的研讨与评估，对中国国际安全战略与自身战略目标的界定，以及对多年来中国外交政策利弊得失的经验总结。

　　究竟国际环境对中国有利还是不利；“中国威胁论”的兴起是否就意味着美国要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在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中，碰到有碍于中国主权利益的事情时究竟应该举重若轻，还是举轻若重；在发生国际重大危机时，中国究竟应当根据客观情势与自身利益适当处置，还是“强出头，打头阵”；对于现存的国际秩序，中国究竟要持合作还是反对态度；当前大国关系中是否依然存在过去冷战时期利用矛盾相互制约的可能；在国际事务中，中国究竟应该突出一个“斗”字还是一个“和”字。

　　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广泛影响的大国，为了发挥更大的作用与维护自身的利益，对于上述这些关系到中国安全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显然有反思总结的必要。

　　中国在2002年的国际外交中首倡“新安全观”，表明北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新的思考，作出了符合客观实际与中国利益的决策。中国外交在过去一年内取得的进展，是与这种“新安全观”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