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会的交通管理存在这样一个怪现象：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因此而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了保证一个路口或一条路的畅通，我们往往就牺牲其他路的利益。专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药方”。

　　个例1：中山路上街心护栏时而撤又时而设，设了又撤。在采访过程中，部分行人认为，有护栏不方便穿越马路，而一些出租车司机则认为，有了护栏，就不会有行人乱穿马路阻

碍交通了。

　　专家点评；这个护栏的设置随意性太强，现在都成了人们的笑柄。某个阶段行人意见大了就取消护栏，司机意见大了又加上，有关负责人就没有系统地考虑一下到底该不该在这里设置。

　　个例2：搞“畅通工程”的时候，重点治理了裕华路，畅通了没几天，大家知道那里不堵就都往那里跑，很快就又堵了。

　　专家点评：为了保障裕华路畅通，就把东西向的绿灯延长，缩短南北向的绿灯，这种畅通只是东西向的畅通，是以牺牲南北方向为代价的，这种“临时药方”的功效是短期的。

　　石家庄市运管处副处长刘春禄眼中的“临时药方”就是，常常有部门前边修了路，后边就有另外的单位在挖沟，常常是修了挖、挖了修，这种由于部门之间协调不利导致的浪费施工，也是产生交通拥堵的源头之一。

　　省会交通还有一个最大的“临时药方”，刘春禄和石家庄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刘英彩一致认为，这就是一再的修路而筑路不够。

　　他们认为，这几年石家庄总体上没有修建新的道路，而是在单纯的修修补补，在原有道路基础上疏通和理顺，这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新的道路供应，花的钱也不少。他们说，虽然建设新路面临着拆迁等问题，但是随着旧城改造的步伐，这些都会逐步解决。政府应该在决策规划上有前瞻性和大都市意识。

　　原 因

　　开药准不准 关键看医生

　　"临时药方"好不好？专家对此没有彻底的否定。因为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在城市实现"大交通"之前，必须找出解决车流拥堵的权宜之计。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说，实际上想要解决只开"临时药方"从技术层面上很简单，就是由点状、条状信号控制系统变为面控系统。以个例2为例，如果采用面控----区域交通联控联动，通过城市交通指挥系统的识别，红绿灯根据不同方向车流量自动调整各个方向的放行时间，流量大的方向多放一会儿，流量小的地方少放一会儿，而不是像现在只是预设固定的禁行和放行时间。基于更大范围的区域调整，则可利用"绿波控制"（注：通过计算车辆在每个红绿灯间的相位的行驶时间控制绿灯时间，使其一路绿灯畅行无阻），使整个系统形成良性循环，实现真正的畅通。

　　据刘英彩介绍，石家庄市已经从国外引进了一套面控系统，硬件不是问题。他说，现在只要北京有的设备石家庄基本上都有，投入也不少，为何还堵？那么关键自然就是"软件"了，如何使现有资源发挥作用，让花出去的钱不冤枉。改善交通状况更有赖于交通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软件"的提高。

　　展 望

　　交通问题是慢性病 诊治需专业和耐心

　　刘英彩认为，想要真正解决问题，就不能单纯只解决一个路口或一条路的问题，而应该综合、全面、系统地考虑整个城市的路网体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想要彻底地解决交通问题是不可能的。

　　刘英彩说，实际上，城市交通拥堵在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存在，交通问题是一个无休止的矛盾，但要分为有序的和无序的，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信息化建设作为一种重要手段，就是要提高整个交通管理的水平，使无序变有序。

　　石家庄市规划设计院工程师安桂江认为，在一段时间内，中心区的交通流量总是饱和的，既然供应与需求不可能完全吻合，那么无序变有序的过程就是差距逐渐缩小的过程，关键是平衡。

　　"架桥、修路都只是暂时解决问题，只能管一两年。"刘英彩说，交通规划是一个长期的不断调整的工作，是一个滚动的研究过程。真正把交通当作一项长期的事业来做，与城市的发展结合起来看，交通问题就是个慢性病，需要一个专业的"终身"医生。

　　安桂江说，现在省会亟需一个专门的综合机构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交通专项研究，以便将规划、建设、管理纳入统一行动中，使现有的道路发挥更大的效用。无独有偶，刘春禄也建议成立交通咨询机构，除了请外地专家来会诊，更该让最了解石家庄的本地"和尚"也念念经，提高成果的可操作性。

　　"权宜之计"的动机与成本

　　□涂 涂

　　凡事细察"动机"与"成本"，恐怕并不是我们传统所认可的习惯。倒是"权宜之计"还有一些来头，老早老早以前，人们就说：便宜从事，也就是说，要根据事情的实际情况相机行事。

　　只是，由于"相机行事"对于当事人素质有较高的要求，久而久之，就逐渐趋于末流而成为"权宜"了。

　　比如，城市的机动车多了，赶快修路；机动车道宽了，自行车没地儿了，挤上了机动车道；公交先行了，别的车动不了了；自控系统不管用，那就上很多人来协管---就像民间说笑的"懒大嫂和面"，面多了加水、水多了添面。合适的临界点一直都没有找着。

　　按说，我们有着"辨证施治"的中医传统以及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可吸引人的是，为什么在处理具体事情上，往往脱不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片面？想想看，有多少事情我们不是开列"临时药方"？所以，我们认为，问题还在于"权宜之计"自有其生成的"病灶"。

　　其一，突击式、运动式的短期措施，是我们目前最为畅销的办事方法。虽然，这种"快刀斩乱麻"往往有后遗症：既影响到那团麻的充分合理使用，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以前积攒下来的矛盾。

　　不过，这种处理办法的确能够赢得喝彩，所谓"经过一段时间的大力整治，省会交通有了明显改善"云云，我们见得还少吗？至于再往后的事情，说难听点，爱谁是谁。

　　于是，长此以往，积攒下来的深层矛盾越来越多，后任试图根治的难度当然愈来愈大，决心当然愈来愈小，终至尾大不掉---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城市交通始终停留在修修补补、没有根本改观的原因所在。为什么总在"摊大饼"？因为一开始就支好了锅，再加上历年的建设迭加，根本上改起来就难了。

　　这方面的典型莫过于首都北京，内城挤，修环路，现在已经从二环排列到六环了，怎么样？并不乐观。就这样，还有最高学府的教授大人故作惊人之语：北京堵车是城市繁荣的标志。或许，这种溢美之辞实际是另外一种"权宜之计"了。

　　其二，"权宜之计"反映的不仅仅是意识层面上的问题，同样也有操作层面的考虑。

　　目前，对于城市公共事务的决策基本由官员负责，而官员都是有任期的，在一个并不太长的任期内，相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最优选择"，就官员自身而言，"权宜之计"应该是成本最低、效果最优。只是，这种"权宜之计"往往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以往经验决定科学判断，盲目借鉴不知消化融合。

　　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考虑社会成本的话，就应该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中，加重一些民意成分；就应该从一座城市自身特点出发，制订出属于它自己的规划，使交通真正成为公共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