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仲伟志山西长治报道

　　1月15日，中共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当选政协九届山西省委员会副主席。随着吕日周的“安全着陆”，围绕吕日周仕途的种种传闻终于尘埃落定。

　　1月21日，吕日周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我说，吕书记最近就要到省里工作。人们知道，吕

日周的官场宦游即将划上句号。在长治，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官员们面对记者目光诡异，绝口不谈吕日周。

　　吕日周在长治的第三个春节临近的时候，没有了往年早早就能听到的爆竹声，只有满城的流言在飞舞。

　　最后的“疯狂”？

　　但吕日周在长治的最后这段日子，署理党政事务显得更加不近人情。很多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惊诧——吕日周疯了吧，一个要走的人，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留条后路？

　　2001年3月31日，吕日周曾经在《长治日报》发表自己的“批示”，点名批评分管教育的副市长秦来英，被称为长治舆论监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全市哗然——因为在此之前，当地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不监督在职主要官员。记者访知，秦来英副市长虽有牢骚，但她历来勤勉敬业，对自身的反思胜过了对吕日周的抱怨。

　　不过从那以后，吕日周虽然平均两天一次批示，但似乎有意无意间减少了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公开批评。人们以为一切复归平常，一堆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

　　然而在2002年11月30日，《长治日报》头版突然一气刊出吕日周3篇对有关报道的批示，并配发编者按，声势之浩大让许多人一时摸不着头脑。

　　其中第一篇，是针对关于沁县新店镇一企业施工乱砍滥伐树木的报道而作，点名批评了市委副书记王进卯和副市长常反堂。吕日周写道，“当干部，光注重自己名节为下，重视国计民生而不顾自己荣辱者为上。”“沁县新店镇发生严重的滥伐事件，我已告进卯同志去严肃处理，但未见创新的处理办法和处理结果。”“我十分担忧！不仅担忧树，更担忧五大监督能否有一以贯之的力度。”

　　吕日周到长治之后，针对乱砍滥伐事件的批示已经有六七次之多，其他分管领导和主管部门却没有跟上来，这使他不能忍受。洋洋洒洒一通批判之后，吕日周说，希望你们二位带领市林业局全体干部深入到这几处地方宣讲十六大报告，解决发生的问题，“什么车都可以坐，就是不能坐小卧车。”

　　什么车都可以坐，就是不能坐小卧车——吕日周一声令下，市委副书记王进卯坐着摩托车、副市长常反堂乘坐长途汽车赶往百余里之外的现场，其他人则乘着五花八门的交通工具跟了上去，据说，有人是坐着牛车去的。

　　有人打电话问报社，吕日周这次一箭双雕，什么意思？是最后的“疯狂”吗？

　　吕日周有时像一个孩子一样感性：“我就是要追究领导干部的责任，而且要结合十六大严肃处理这件事——我想起新店镇领导人在电视上不疼不痒的表态就生气，我要使砍树的程序和毙人的程序一样有说法，要具体地落实下来。”

　　他不但要批评，还要求责任人在事发地和市中心立悔过碑，吕日周称这种做法是“道德鞭笞”。现在，长治市区遍布各种各样的石碑——其中不乏悔过碑——号称“石文化”。

　　后来我也问过吕日周，你就不担心这样做的负面效果吗？回答是：他们也可以这样批评我。

　　然而，这种带有强烈的吕日周个人意志烙印的舆论监督即将消失。尽管长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言之凿凿地说，《长治日报》的舆论监督将一如既往，但可以想见，彼监督非此监督。而且，变化已经开始。据悉，《长治日报》的子报《上党晚报》有关负责人已经告诫所有编辑记者，今后针对领导干部的批评文章将被“枪毙”。

　　这种变化并不意外。令人意外的是，以写批评报道闻名长治、曾经被吕日周授予“人民记者”荣誉称号的李慧良，最近突然被人告到了纪检委，罪名莫须有。这位工人出身的“人民记者”仅仅在领奖的时候见过吕日周一面，但在某些人眼中，40岁的李慧良是吕日周的一杆枪。

　　一场雪从原平下到长治

　　吕日周的命中有一场雪，分两次下在他的记忆里。

　　第一次是在1989年1月5日，他离开原平县赴朔州上任。他担任原平县委书记6年，一直要求机关干部早起带头扫雪，但是那一天，天降大雪，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清扫，结果县城18个人摔成骨折，其中有副县长王芷芳。这个有些伤感的故事，他对别人讲过多次。

　　但是同样的一场雪在长治又下了一次。往年雪停后，有人出来组织大家扫雪，如今连续降雪在市委大院内外结成了冰也没有人管。无奈，长治市政府办公厅在岁末年初发出紧急扫雪令，《长治日报》连续点名批评那些不扫门前雪的单位，人们依然行事推宕。有的单位不但不扫雪，还往大街上堆放积雪，不可名状。

　　1月23日，长治宾馆。吕日周看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便特地喊来一位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陪同采访，显然，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他不想让外界传闻吕日周单独约见记者。吕日周一向出言涉险蹈危，思想吞刀吐剑，从不顾忌地方政体的错综复杂，现在这种细微的变化，似乎不复有当年的锋利与乐观。

　　我的第一个问题借用柯云路新著《龙年档案》的结尾——在一场大风雪中，女一号问男一号：你是不是太看重个人的作为了？

　　柯云路是吕日周多年的朋友，据吕说，柯云路是在他的劝说之下重新走上“现实主义”写作道路的。柯云路早期小说《新星》李向南的原型是吕日周，而其重新关注中国改革、热销一时的《龙年档案》的原型，也是以吕日周为主。在柯云路迷恋气功大师的日子里，吕日周当了十年省体改委主任。他坐不住冷板凳，跑了山西一百多个县市搞调研，于1996年出版了被称为“吕丁解晋”的《山西省改革开放分析》。2000年初，农历龙年，“马放南山”十年的吕日周被“放虎归山”——长治就在太行山下。他的“出山”引发了柯云路的写作兴奋。

　　吕日周显然是一位宁做出头鸟也不做“笼中呆鸟”的人。但是，吕日周坚决反对外界送给他的那顶“政治武侠”的帽子。

　　他对我说，他最看重的是人民的利益，他是用公开的手段保障人民的利益，“但是，你转告大家，千万别把我塑造成一个只听人民的话而不听党的话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我不是那样的英雄，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我有很多缺点，经常顾此失彼，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什么是政治文明？我认为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党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

　　吕日周有些激动——我要求干部在抓经济、促发展的进程中不纠缠姓“社”姓“资”的问题，并不等于我们就不纠缠共产党员的本质、本性问题，共产党人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这个问题不但要纠缠，而且要缠住不放。

　　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改革者——如果说在原平时他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先行者，那么在长治的3年，他仅仅是一个从严治党的市委书记。

　　吕日周在原平的6年改革，核心是“干部搭台，农民唱戏”，客观上促使部分干部流向经济实体，流向第三产业，出人意料地取得精简机构的目的。40多万人的原平县，1988年县级党政机关干部精简到530人，达到了山西省委的要求。他觉得，如果沿着这种路子走下去，就能避免历次机构改革中“减法变加法”的怪现象。

　　但是争议一直不断。党政干部带头经商办企业，这不是搞干部资本主义吗？——吕日周当然知道其中风险，但他的目的是为了机构改革，非此不足以减员，但有些人硬是把双轨制下的官倒、干部经商等腐败现象与原平县的干部搭台、农民唱戏的改革掺杂混为一谈，甚至置之死地而后快。

　　吕日周说，那些人先是对搭台唱戏提出非议，然后通过否定改革的价值来达到否定改革者的目的，这已经成为规律。吕日周对这种现象倒是见怪不怪，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在长治3年，他认为自己基本上是在按照成例开展工作——“批评与自我批评，舆论监督，从严治党，这一切没有一件不是在党的指示下去做的”——但他遭遇的反弹与非议远远超过了当时在原平的程度，从上到下，倒吕的声音从未停息。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毫无疑问，吕日周变“扰民”为“扰官”的做法，大大压缩了当地官吏阶层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空间，于是，在吕日周即将离任的日子里，他们的反扑也达到了高峰。

　　吕日周很明白自己的处境。他对我说，在长治，他与三五个人的疙瘩恐怕一辈子也解不开了，“但我不怕也不后悔得罪了他们。没有人反对的干部不会是一个好干部。”

　　“声讨”吕日周的匿名信在人群中传递、张贴，甚至散发到市、县各单位。用《长治日报》评论员的话说就是，“有那么极少数人惟恐长治不乱，惟恐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集中精力抓工作，惟恐长治的改革开放取得新成就”，“他们造谣生事，蓄意诽谤，肆无忌惮地中伤各级领导干部，破坏我市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声色俱厉的言辞后面，是让人窒息的严重情势。

　　我选择了一个稍微温和的反对面意见问吕日周：有人认为你在长治大搞“村村通公路”、“家家有电视”等“民心工程”是在透支长治，自己既赢得面子也赢得里子，为的只是自己升迁，却给继任的官员留下一个空壳财政，你怎么回答？

　　吕日周大怒：这些钱是长治人民出工出力的血汗钱，是上级支持的钱，是社会资助的钱，是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的钱，财政补贴仅仅是九牛一毛！他说，不用财政的钱，吕日周照样能搞好“民心工程”，“往往不是没有为人民服务的钱，而是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心”。吕说，他向来不愁钱，只愁思想的匮乏。

　　他的思想似乎并不匮乏，他在用最简单的办法干当今官员最憷头的事情。“可以通过教育和启发那些挥金如土的人为挥汗如雨的人解决问题。”这是吕日周的得意之作，“每个党员干部如果都能省下一块钱、一毛钱、一分钱，就能为生活最困难的下岗职工、困难群众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只要你市委书记和市长去组织一下而已。只要深入到最艰苦的基层，深入最困难的群众，深入被冷落的人心，就能解决最难解决的问题。”

　　不过他话锋一转：好人让你当了，你就要学会承受压力——你学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他说你夫妻关系不好；你一边挨整一边坚持工作，他说你官瘾大，否则你为什么不生病；你坚持原则，他说你有野心；你写文章多，他说你贪污了国家稿纸；你与形式主义作对，人家就说你是形式主义。

　　——吕日周解剖官场生态的语言，是一种冰冷的黑色幽默。

　　但吕日周也曾经写过这样一段优美的文字：我曾经沉到社会激流的底部，钻进泥沙中，又从人群中被筛选出来送上一叶扁舟，在风口浪尖上颠簸着鼓棹远行，当被一个浪头盖入水中后，又想变成参与抵挡逆流的小沙石，曾带着头上的污泥和脸上的血迹在水中奋力游向前方。当这激流平缓，直到水不过膝，我走向岸边。我坐在岸边的青石上，研究这河流，总结着过去，期盼着河水上涨的一天。

　　我问他，这段文字还能反映你现在的心态吗？他稍做沉吟后说，当时好多东西是不能说、不能写的，所以才表达得如此含蓄，“现在，我可以明确地说，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不怕下地狱。如果谁不喜欢我，我也认了，但我还是要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做斗争。既然我还想做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