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

　　对我们社会来说，对广大的普通人来说，吕日周的价值，不在于他的经济改革实验，也不在于他的政务改革，人们之所以记住他，完全是因为他对官僚体制弊端的批评怒骂。他做了人们一直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说了人们一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1月27日《经济观察报》刊发了针对改革人物吕日周的长篇专访《争议人物吕日周告别长治离任时不留“后路”》。文中提到了吕日周的所谓“最后的疯狂”。他在即将离任、前往省里任省政协副主席之际，针对山西省沁县新店镇一企业施工乱砍滥伐树木的报道，点名批评了市委副书记和副市长。其言辞之激烈，即便是习惯了吕日周一贯做法的长治人也感到一时摸不着头脑。

　　文中还提到，吕日周在山西长治的最后这段日子，署理党政事务显得更加不近人情。很多人抑制不住内心惊诧：吕日周疯了吧，一个要走的人，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留条后路？

　　让我感到透骨凉意的是文章中的这么一句话：“在长治，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官员们面对记者目光诡异，绝口不谈吕日周。”

　　为什么“绝口不谈吕日周”？一段时期以来，媒体对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不仅让普通人知道了吕日周这个名字，更让人们知道了吕日周在长治所干的那些事、所说的那些话。对于吕日周在长治的所做所为，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解释，社会学家有社会学家的理解，而对普普通通的百姓而言，看到的是一个正气的化身，一股正义的力量。

　　毋庸讳言，对我们社会来说，对广大的普通人来说，吕日周的价值，不在于他的经济改革实验，也不在于他的政务改革，人们之所以记住他，完全是因为他对官僚体制弊端的批评怒骂。他做了人们一直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说了人们一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正是因为吕日周敢说更敢做，他才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成了一根出头的椽子。

　　可是，“出头的椽子”并没有先烂，这倒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虽然早就有人说过，吕日周在长治之所以能够，或者说之所以“敢”雷厉风行，完全因为他是市委书记，是“一把手”。甚至有人说得更明白，他是在以“人治”搞改革，以“人治”搞舆论监督。应该承认，这些说法还是很“深刻”的，但更“深刻”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一把手”在搞“人治”，却为何偏偏让吕日周成了“出头的椽子”，成了“备受争议”的人物？

　　对一个人物的评价是不能离开社会历史背景的。尽管曾经有人建言，吕日周应该从制度的角度，考虑如何把他的改革进行下去。言外之意自然就是，你得考虑，你的这些改革成果，一旦你离开之后怎么办，长治会不会又回到老路上去？

　　可是，我们真的就能够这样要求吕日周吗？

　　吕日周不可能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奇迹。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吕日周已经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在现实社会，踏踏实实和雷厉风行的“落实”，比还不太现实的“制度”更紧迫，更有价值。

　　吕日周的“不留后路”，可能恰恰是他对现实清醒认识后的理性举动。

　　但更加“理性”的，恐怕还是那些“绝口不谈吕日周”的人。比起他们，说吕日周“疯狂”，说吕日周“不留后路”都显得幼稚。政治的磨练和生活早就教会人们如何自觉地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尤其是在这么个“节骨眼”上。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认定“绝口不谈吕日周”就是什么大是大非，因为照那篇文章中的说法：“吕日周在长治的第三个春节临近的时候，没有了往年早早就能听到的爆竹声，只有满城的流言在飞舞。”因为“据悉，《长治日报》的子报《上党晚报》有关负责人已经告诫所有编辑记者，今后针对领导干部的批评文章将被‘枪毙’”，更因为“以写批评报道闻名长治、曾经被吕日周授予‘人民记者’荣誉称号的李慧良，最近突然被人告到了纪检委，罪名莫须有”。作为一名长治人，是不能不考虑这几个“因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