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

　　鉴于目前重庆还没建立起统一规范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新闻发布很不规范，对外宣传口径不统一，影响了重庆在外形象。近日召开的重庆市外宣工作会透露，重庆将全面规范新闻发布活动，各系统各部门均要配备专门的新闻发言人。据1月22日《重庆晚报》报道，对于一些海内外媒体关注的突发事件，重庆也将建立新闻宣传协调机制，统一由政府新闻发言人

对外通报。

　　我注意到，近来各地都推出了新闻发布会制度，如广州、南京、上海等，上述各地均将新闻发布制度作为政府各类信息向社会公开的窗口。应该说，这样的举措可以保证政府信息的权威性与可信度。但是，重庆此番制订的新闻发布制度，引发的理解却有很大的不同。

　　一则理解为新闻发布定位于信息公开，一则更强调宣传口径的统一。两种定位的不同在于：一个在于放手，一个在于限制。事实上，当主管部门更多考虑新闻宣传对本地形象的影响时，限制的思路已经不言而喻。但是我却觉得，这种限制本身未必不是对“形象”的影响。

　　就新闻规律来说，对每一个事件的报道，不同的记者会因选取角度以及受众对象的不同，报道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而事事都须经过协调、统一，新闻还会有多少鲜活性而言？

　　另外，许多地方出现的许多事件，总是先经媒体揭露之后才为地方政府所知。山西省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发生了三起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的事故瞒报事件。对此，山西省委副书记张宝顺指出：“一出事故就瞒报，都是人家记者调查披露出来。记者同志的工作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的不足，反映出我们有关部门领导的工作细致程度、负责精神，和记者的敬业精神相比有差距。”(据1月14日中国广播网)我不知道，在有意瞒报的情况下，媒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等到政府新闻发言人的统一通报。

　　我们国家有关于新闻工作的纪律，同时新闻要讲求客观真实，应该说，只要没有违背这种纪律和原则，就不应有其他的“限制”。不过我认为，这种“限制”其实注定是要落空的。2001年发生的南丹矿难，当地有关部门及矿方层层封锁消息，最后还是由媒体披露了出来。去年8月兰州市公安局对当地几家媒体的记者发出“封杀令”，但媒体依然公开表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些都是极好的例证。